章培恒先生的導師蔣天樞先生，曾在清華研究院國學門受過陳寅恪、梁啟超等名師指點，蔣先生晚年，放下自己的許多著述不做，集中精力整理恩師陳寅恪先生的遺著。一套書干干凈凈地出版了，最后一本是蔣先生編訂的《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用年譜形式，把陳先生一生的著述活動都保存下來，沒有一句花里胡哨的空洞之言。后來繆托陳先生知己的學人名流有的是，卻沒有一個在陳先生受到困厄之苦時候“獨來南海吊殘秋”的。這些流傳在復旦校園里的故事，既告訴我們如何做學問，也告訴我們如何做一個知識分子。
　　 倒也不是說，做年譜就是有學問，大談理論就不是真學問。章先生后來也是從史料考辨走出來，偏重學理史識，成為一位被人敬重的文史大家。但是我們從蔣先生到章先生再到章門弟子的傳承中可以看到，編制編年事輯（年譜）成為他們學術訓練的一個基本方法。古代文學研究如此，現(xiàn)代文學研究也是如此。我早年追隨賈植芳先生研究中外文學關系，先生首先就指示我從搜集的大量資料中編撰一份“外來思潮、流派和理論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的影響（1900—1927）”的大事年表，羅列西方諸思潮流派在中國傳播影響的編年記錄；這份年表有六萬多字，把這一時期中外文學交流關系的來龍去脈基本上都弄清楚了。后來我寫作《中國新文學整體觀》里使用的材料觀點，基本上得益于這份大事年表。所以我一直堅持這樣的想法，培養(yǎng)研究生治學研究，從作家研究，或者具體問題研究起步，收集資料，編撰年譜或者編年事輯，是最好的訓練方法。研究者的研究方法，學術觀點，都由此而生；為后來者的研究，也提供了一份繞不過去的研究成果。
　　 可惜這種扎實的學術風氣，到了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后，在高校的研究生培養(yǎng)中漸漸式微，一些似是而非、華而不實的流行理論、外來術語、教條形式都開始泛濫，搞亂了青年學子的求知心路，也破壞了良好求實的學風�，F(xiàn)當代文學研究領域尤其嚴重。今林建法先生受聘于常熟理工大學，擔綱校特聘教授與《東吳學術》執(zhí)行主編。林先生從事文學編輯三十余年，對于學界時弊看得清清楚楚，他首倡編撰當代作家年譜，為當代文學研究提供一份作家的詳細年譜，也為學科發(fā)展提供了信史。我贊成他的提倡，這個建議不僅有利于當代文學學科基礎的夯實，也為研究生的學術訓練、學風培養(yǎng)開拓了一條有效的道路。
　　 《東吳學術》年譜叢書（甲種：當代著名作家系列）由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這是一個良好的開端，我希望這套叢書在林建法先生的主持下能夠堅持若干年，不斷開拓選題，為當代文學研究奠定堅實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