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徽之治

公元649年，唐太宗李世民去世，太子李治繼位，史稱唐高宗。

公元650年，唐高宗李治改國號為“永徽”，唐朝歷史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新舊交替之際最易生事，高宗繼位初年很不太平，地震、水災(zāi)連綿不斷地發(fā)生，境內(nèi)有人鬧起義，境外有人興兵挑釁。李治只有二十二歲，在當太子的幾年中他學到了不少知識。

貞觀政府是一個開拓型政府，它四面出擊，對內(nèi)建立制度和秩序，對外樹立威嚴和形象。唐太宗雄才大略，他將該做的事和能做的事都做完了，所以，以李治為首腦的永徽政府只能是一個守成型政府，它要繼承并發(fā)展貞觀之治，這是長孫無忌的想法。長孫無忌在做事的過程中，始終遵照著貞觀時期的政策和標準，在永徽初年，這的確保證了政權(quán)的穩(wěn)定。

長孫無忌幾乎是手把手地教李治如何執(zhí)政，但教育方法卻很成問題，李治聽到的都是“你父親是如何做的”，李治崇拜李世民，所以，開始的時候，對父親的做法，他欣然接受。他像父親一樣鼓勵農(nóng)耕；像父親一樣提倡節(jié)儉；像父親一樣接受進諫；像父親一樣在有天災(zāi)的時候責備自己，向百姓檢討；像父親一樣在有人上書彈劾長孫無忌權(quán)勢太盛時，將奏折拿給長孫無忌，表示自己毫無猜疑之心。

在永徽初年，高宗李治也離不開舅舅。李治就像一朵溫室中的花朵，突然要去戶外生活，接受風吹日曬雨淋，這一切都讓他不知如何是好。他沒有父親的雄才大略，也沒有可以依仗的經(jīng)驗、可以憑借的智慧，這個時候，長孫無忌就像他的拐杖，讓他一點一點學會走路�？梢哉f，這并不像一種君臣關(guān)系，更像是一種師生、父子關(guān)系。

在朝廷上，漸漸有了“長孫無忌專權(quán)”的成議。李世民死前、高宗繼位后，將太多的官銜加在了長孫無忌身上。在貞觀二十二年（648），長孫無忌就已經(jīng)“兼檢校中書令，知尚書、門下二省事”，也就是說，他一個人當了三省的長官，換言之，他的職權(quán)范圍和皇帝沒區(qū)別。當時李世民尚在，長孫無忌毫無心理壓力，這么多年來，他們君臣間就是這樣互相信任著對方。

等到高宗繼位，長孫無忌依然全權(quán)領(lǐng)導中書、尚書、門下三省，他做事謹慎，自然知道如此高的地位不是什么好事，于是，他主動向高宗辭掉了尚書省的官職，于是，同為元老大臣的李勣成了尚書仆射。而李勣明白長孫無忌此舉的用意，又見高宗對長孫無忌的信任無以復加，當下領(lǐng)著空銜，盡力避免與長孫無忌發(fā)生沖突。

后人常常評論長孫無忌專權(quán)。唐朝的政府班子里宰相的數(shù)量總是不定，有時三五個，有時更多，為的就是防止權(quán)力集中在一個人身上，但在永徽初年，宰相班子和朝廷重臣里幾乎清一色是長孫無忌選中的人，例如褚遂良、韓瑗、來濟、于志寧，長孫無忌也的確懂得如何排擠掉對手，從這一方面來說，他也的確在弄權(quán)。

但這種評價又說不上特別公允，長孫無忌有他的局限，但他從未染指兵權(quán)，也就是說他并不能威脅李治的地位。他在自己的權(quán)限范圍內(nèi)維持著自己的權(quán)勢，但從本質(zhì)上來說，他從未想過威懾君王，這也是一直以來，李世民對他放心的原因。

永徽政府面臨的問題很多，作為貞觀政府的接棒者，李治需要在父親留下的龐大遺產(chǎn)中不斷思考，在內(nèi)事上，李治只需不改變父親的政策，國家就能按照一種慣性持續(xù)發(fā)展，何況，還有長孫無忌一班人馬及時幫他解決問題。永徽年代，社會生產(chǎn)總值持續(xù)提高，人口大增，這讓高宗和元老大臣們很是自豪。

內(nèi)事不用發(fā)愁，但有兩個問題讓李治很是撓頭。

一個問題是外事問題。唐代疆域太大，外敵太多，李世民帶著他的猛將們四處征討，才牢牢地維持了唐朝的國際地位，又靠著有力的外交政策，保證了邊境的安全。但到了永徽年間，當年跟著李世民打天下的功臣們死的死老的老，新一批將領(lǐng)還沒成長起來，正是青黃不接之時。突厥、回紇、吐蕃、高麗、西域大小國家，都可能給大唐帶來災(zāi)難。如果一味設(shè)置重兵，就會給國庫造成沉重負擔。李治既沒有出色的戰(zhàn)略頭腦，也沒有拿得出手的外交政策。好在永徽初年，大唐邊境相對太平，太宗留下的軍隊還在兢兢業(yè)業(yè)地守衛(wèi)著邊疆，李治擔心的大規(guī)模外戰(zhàn)并沒有發(fā)生。

另一個問題是君臣問題，說具體一點，就是他與長孫無忌的關(guān)系問題。李治年紀漸長，對國家政治也有了自己的想法，他非常想擺脫父親的影響，他首先必須擺脫的，就是父親留下的這批元老大臣。因為以長孫無忌為首的大臣們，永遠在用李世民的思想做事，用貞觀政府的風格做事。而李治想要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風格行事，偏偏元老們都希望他成為李世民。

李治不是李世民，也沒有變成李世民的可能，這讓長孫無忌很是失望。當然，這樣一位皇帝更好控制，更能保證他的地位，這大概是唯一的好處。他沒有察覺李治心中滋生的怨氣，還在充當著帝王的老師，給李治講為政的道理。李治不耐煩，一時之間卻也離不開舅舅，他也知道這位舅舅的確為自己做了不少事。

唐永徽三年（652）年底，長安發(fā)生了一件大事。房玄齡的次子房遺愛、李世民的女兒高陽公主（房遺愛的妻子），聯(lián)合武將薛萬徹、功臣柴紹的兒子柴令武、高祖李淵的兒子李元景企圖謀反，事發(fā)后，高宗大驚，命長孫無忌親自審理此案。

長孫無忌查閱卷宗，提審嫌犯，尋找證據(jù)，發(fā)現(xiàn)案子并不復雜。高陽公主為人驕縱，曾和父親李世民有嫌隙，又因丈夫是次子不能沿襲房玄齡的封號、財產(chǎn)而心生不滿，就慫恿一干不得志的武將、大臣、親王，并聯(lián)合一群和尚道士一起造反。這樣一群烏合之眾能成什么事？但長孫無忌心中警鐘直敲，幾個蹩腳的小角色都敢造反，這不正說明朝廷不穩(wěn)嗎？

長孫無忌決定借這個機會清除皇位的潛在威脅者和朝中的隱患。他突然想到了吳王李恪，這個唐太宗曾想傳位的親王。李恪人望甚高，如果他想要造反，恐怕不是小打小鬧；又想到江夏王李道宗，這是唐朝開國功臣，手握兵權(quán)……一件小小的謀反案迅速擴大，在長孫無忌的授意下，房遺愛瘋狗一樣咬出了更多與造反完全無關(guān)的人，誣陷他們?nèi)�都參與了造反。最后，這些人不是被處死，就是被流放。

李治對此心知肚明，當了幾年皇帝，嘗到了權(quán)力的滋味，他的思想也有了轉(zhuǎn)變。從前，他重視父親親情，重視手足血脈，如今他也明白，和皇位比起來，這些都可以靠邊站。吳王李恪很有聲名，他也擔心吳王生事。就算吳王本人沒這個意思，難保別有用心的人打著吳王名號對他不利。吳王被處死，一了百了。但他也覺得牽連的人太多，想要開口求情，被長孫無忌一口拒絕。

李恪臨死前悲憤地大叫：“長孫無忌這個弄權(quán)奸賊，竟然如此陷害良善之輩，倘若社稷有靈，就一定會讓長孫一家不得好死！”

長孫無忌對高宗有三功：擁立之功，教導之功，固位之功。這些事固然夾雜了長孫無忌的個人私欲，但李治能夠當太子，順利接班，穩(wěn)固政權(quán)，靠的的確是長孫無忌的力量。長孫無忌最大的失誤，就是總是希望李治乖乖走李世民的道路。很明顯，長孫無忌是李世民的影子，但他不能要求一個帝王成為另一個帝王的影子。

而習慣了位高權(quán)重、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地位，長孫無忌的心態(tài)也難免有一些變化。從前長孫無忌懂得盈滿則虧的道理，總在避嫌，總是低調(diào)，如今他卻欲罷不能，他也開始靠自己的權(quán)力排擠他不喜歡的大臣，提拔親近他的人，他也開始留戀權(quán)位，就像長孫皇后當年擔心的那樣。這樣的表現(xiàn)，又讓高宗李治心生忌憚和厭惡。

高宗仍是心軟，再加上能力上有所欠缺，既然長孫無忌并不威脅自己，他就決定由著舅舅，慢慢想辦法。何況，長孫無忌只是貪戀地位，并不曾想過要分高宗的權(quán)。這一對君臣依然能和平共處，如果不是后來發(fā)生的意外，他們之間本應(yīng)有一個體面的結(jié)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