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盛京通志（一）、乾隆盛京通志（二）。歷史與方志，異流而同源。王守仁、章學誠有“五經(jīng)皆史”、“八經(jīng)皆史”之論，既可解釋為六經(jīng)是古代史料，也可解釋為六經(jīng)是古史的起源�！段闹凶印氛f，圣人述史有三：“《春秋》與《書》、《詩》也。”劉知幾又分古史為六家。經(jīng)書既是史學的起源，也是方志的起源。
　　六經(jīng)之作，起于上古。周置五史，其中有典籍及記事之官。列國諸侯也各有記事之史。其所典守的地理書與地圖和記注的志乘、梼杌輿春秋之類，都藏于周官。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職方掌天下之圖。所以司馬光《河南志·序》、馬光祖穴景定建康志》都以為郡書起源于《周官》所掌。近乎自然地理的《尚書·禹貢》和近乎人文地理的《山海經(jīng)》已可證明方志的萌芽，由來已久了。后漢以來，有偏方載籍的“方記”如《越絕書》、《吳越春秋》、《華陽國志》，有左圖右書的圓經(jīng)如《巴郡圓經(jīng)》，有地方雜記的《鄴中記》、《荊楚歲時記》，有都邑簿的《三輔黃圖》，有地理書志的《洛陽伽藍記》，都兼具有史志的規(guī)模。隋唐以降，又有總志的編集�！吨T州圖經(jīng)集》開其端，《區(qū)宇圖志》、《元和郡縣圖志》踵其后�！短�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