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西安事變隱憂形成 張學良的內心世界
　　飛機降落在香港的赤蠟角機場，我從1997后再沒有來過香港。記得第一次到香港的時候只有5歲，當時只留在了船上，并沒有上岸，恰巧趕上了端午節(jié)，吃到了棕子。長大以后也來過香港幾次，記得有一次還遇上了臺風，大家一直在屋里避風，哪里也沒去�？吹浆F在的香港機場比以前大多了，附近又增加了許多高樓大廈，這應該是回歸祖國后，大陸的游客增多而給香港帶來最直觀的變化吧。10年的光景香港發(fā)生了不小的變化。而60年前的那個發(fā)生在中國歷史上的“西安事變”，給大爺及我們張家的命運也帶來了巨大的變化……
　　1931年9月18日晚上大約10點鐘，日本關東軍終于下手了。他們炸毀了奉天郊外的一段南滿鐵路，反誣中國士兵所為乘機炮擊北大營，繼而攻陷了奉天城。
　　而此時的大伯父張學良正在北京療養(yǎng)寒病，后來有媒體有的說當時他正在北京六國飯店跳舞，還有的說他正在睡覺，由于在養(yǎng)傷病故侍從沒有叫醒他，而到第二天早上才告訴他這一消息。
　　然而事實上并非如此，一接到日軍進攻北大營的消息，大伯父便召集了緊集會議，并向南京國民政府發(fā)出了請示電，蔣介石的回電是：為了避免局勢進一步惡化，必須堅持“不抵抗原則”，因此，大伯父指示他的部隊自始至終沒有抵抗。
　　當時在東北的東北軍有15萬之多，而日本關東軍不到一萬余人，關東軍竟能在一夜之間占領奉天，四個多月占領東北三省，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怪事”，其實就是因為當時的東北軍接到了“不抵抗”的政策。由此大伯父也背上了“不抵抗將軍”的罪名，受到各方面的譴責，由此也結下了他與蔣介石政治上的不一致，而導至了“西安事變”的發(fā)生。
　　1933年3月8日，大伯父在國內輿論的重壓之下，決定辭去他身上的數職。3月11日正式把國民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委員長的職務移交給軍政部長何應欽。在辭職的同一天發(fā)表的通電中，他說“在東北保持中國的主權是我已故的父親和我的共同奮斗目標，我父親已為此事而獻身，為了實現我已故父親的遺囑，自從我擔任公職以來，就一直為鞏固中央政府，實現國家統一而竭盡全力。我始終如一地朝著這個方向努力，在我已選定的道路上從未動搖過，正是由于考慮到這些目標，我才不顧日本的公共威脅，升起了國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我支持和促進國民黨在東北的活動，并且最終于1930年秋帶兵入關支持全國的統一大業(yè)。我一直堅定地相信，若要抗擊外來侵略就必須有一個強有力而正確的中央政府。當1931年九?一八危機爆發(fā)時，我因病被困在北平的府上，我相信向國際聯盟呼吁能夠得到公正的裁決，當日本侵略熱河時，我得到命令保衛(wèi)這個省，于是迅速派我的部隊與敵人交戰(zhàn)，戰(zhàn)事爆發(fā)以來，將士們始終忠實地履行著他們的職責，不論結果如何，我的數萬名部下終歸為國作出了最后的犧牲。
　　最近與蔣介石委員長會晤之后，使我愈加相信，我此時辭職是鞏固中央政府，履行對黨和國家的責任所選取的最佳方案，所以我已經最后決定辭職，以謝國人。
　　然而在這時候辭職，不能不使我由衷地掛念我的同僚和部下，多年來，他們一直為我供職，盡管他們來自東北，但他們并不亞于國家其它部隊的士兵。他們當中的很多人曾經在1930年入關支持過國民政府。由于東北失陷，他們絕大部分已變得無家可歸。我相信中央政府能體諒他們經歷的苦難與困窘，給予他們適當的幫助和指導，在此，我還冒昧地懇請我的同胞和各地方長官給予他們幫助和接濟。
　　至于我自己，我只希望我的同胞們能夠理解我的誠意，原諒我的愚昧無能，雖然我已鑄成了許多大錯，理應受到最強烈的指責，但我確實已經為我國的利益進行了奮斗，盡管它是徒勞無用的�！�
　　大伯父慷慨無私地把一切過失都自己承擔下來，這種東北人的俠義，導致了他悲劇的一生。
　　不久，也就是4月11日，他攜夫人于鳳至、趙一獲及子女張閭英等乘意大利“康脫羅素伯爵”號郵輪由上海前往意大利。大爺在歐洲旅行了6個月時間，于1934年1月8日回到了上海，此時他的身體已經完全恢復了健康，并立志干出一番事業(yè)來，可是蔣介石卻任命他為剿匪副總司令，令他的部隊開赴陜西。
　　由于在陜西剿共，大伯父有機會與共產黨方面接觸，1936年4月9日，大伯父在延安的一座天主教堂里與周恩來見面了。會談大約持續(xù)了3個小時，二人在抗日與救國的問題上達到了高度統一。在對待蔣介石的問題上，大伯父要求做他的工作，爭取他一同抗日，因他必竟是中國的最高統帥，周恩來也表示，只要蔣愿抗日，共產黨愿意在他領導下，摒棄前嫌，一致對外。10月在洛陽大爺面見蔣介石，向他提出了建立統一的抗戰(zhàn)計劃，但蔣先生斷然否絕了他的請求，堅持要先把國內的共產黨消滅后，再談抗日的問題，這樣勸諫蔣先生的努力失敗了。
　　1936年12月4日，蔣介石抵達西安。7日，大伯父與蔣介石進行了長達3個小時的長談，就停止內戰(zhàn)，一致抗日的問題，兩人進行了激烈的爭辯，蔣介石勃然大努，說：你現在就是拿槍把我打死，我也不能改變圍剿共產黨的計劃。至此，大伯父與蔣介石的矛盾已經完全公開化。
　　1936年12月10日，蔣介石及其隨行人員與西北軍將領們召開了一個聯席會議，在會上，蔣決定撤換張學良的現任職務，把他連同東北軍調往福建。此期東北軍還偵察到蔣要預謀在一星期內可能要發(fā)動突然襲擊，逮捕東北軍和西北軍中的可疑軍官，其中包括楊虎城和張學良。至此，大伯父覺察危險已經迫的，他與楊虎城商量，決定先發(fā)制人。
　　12月12日，午夜時分，大伯父張學良主持了東北軍高級會議，在會上他宣布了對蔣介石實行兵諫的決定，于會者一致通過了這一決定。
　　12日凌晨5時30分，孫銘九率警衛(wèi)營及二百名東北軍士兵分乘四輛車，抵達蔣介石住地華清池，經一場短兵相接的戰(zhàn)斗，到上午9時在山夾縫里把蔣介石捉住。
　　俘獲蔣介石以后，大伯父張學良和楊虎城將軍就聯名向全國發(fā)出通電，即著名的八大綱領：
　　東北淪亡，時逾五載，國權凌夷，疆土日蹙，淞滬協定屈辱于前，塘沽何梅協定繼之于后，凡屬國人，無不痛心。
　　近來國際形勢豹變，相互勾結，以我國家民族為犧牲，綏東戰(zhàn)起，群情鼎沸，士氣激昂。
　　應此時機，我中樞領袖，應如何激勵軍民，發(fā)動全國之整個抗戰(zhàn)！且前方之守土將士浴血殺敵，后方之外交當局仍力謀妥協。
　　自上海愛國冤獄暴發(fā)，世界震驚，舉國痛心，愛國獲罪，令人發(fā)指。
　　蔣委員長介公受群小包圍，棄絕民眾，誤國咎深。學良等涕泣進諫，屢遭重斥，日昨西安學生舉行救國運動，競嗾使警察槍殺愛國幼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學良等多年袍澤，不忍坐視，因對介公為最后之諍諫，保其安全，促其反省，西北軍民，一致主張如下：
　　一、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各派共同負責救國；
　　二、停止一切內戰(zhàn)；
　　三、立即釋放上海被俘之愛國領袖；
　　四、釋放全國一切之政治犯；
　　五、開放民眾愛國運動；
　　六、保障人民集會結社一切政治自由；
　　七、確實遵行總理遺囑；
　　八、立即召開救國會議。
　　以上八項，為我等及西北軍民一致之救國主張，望諸公俯順民情，開誠采納，為國家開將來一線之生機，滌已往誤國之愆尤。大義當前，不容反顧，只求于救亡主張貫徹，有濟于國家，為功為罪，一聽國人之處置。
　　臨電不勝迫切待命之至！
　　西安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西安事變”的發(fā)生，不僅震動了南京政府也使全國民眾目瞪口呆。在接下來的日子里，由于過度的精神緊張，大爺幾乎是撐不住了，精神已接近崩潰的邊緣，并且擔心家人的安全。
　　12月25日下午，大伯父找到楊虎城，對他說打算送蔣回京，楊當時力勸不要親自送蔣，但大伯父表示決心已定，為表明心跡，他把一份事先擬好的手令交給了楊虎城，大意是他本人不在西安期間，東北軍聽命于楊虎城指揮，然后就匆忙地隨同蔣飛走了，送行的只有楊虎城將軍。
　　此時，一場驚心動魄的事件就告一段落了。而大伯父的命運也由此發(fā)生了巨變，軟囚的生活一過就是幾十年。而他對自己的舉動沒有一絲一毫的悔意，在他歷盡波折后的1990年對歷史學家唐德剛先生談起“西安事變”這段歷史時，他還說：“我從來不像人家，考慮將來這個事情怎么地，我不考慮，我就認為這個事情我當做，我就做！我就跟你說句話，我有決心的時候都是這樣決定的：我是不是有私心在里頭！我是不是為我自己利益？我是不是問心無愧！好了，沒有！我問心無愧，我沒有私心，我敢跟你說，我做那件事（西安事變）沒有私人利益在里頭，我沒混過與我自己地位，利益有關的東西，我沒有！假設我自個要地位，利益，我就沒有西安事變，我犧牲我自己，為什么，我第一個問題就是不要打了！”由此看出大伯父的一片愛國的赤子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