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訂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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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我對國學大師湯一介先生的崇敬已久，早就籌劃為他出版一本傳記。終于在2009年的時候，通過湯一介先生的發(fā)小聞立雕（聞一多先生的次子）聯(lián)系到湯一介先生。在征得了他本人的同意后，我請了李娟娟女士來執(zhí)筆。
\\t自從《湯一介傳》2011年9月出版以來，不僅受到廣大讀者的廣泛好評，更受到各大媒體的爭相報道，充分體現(xiàn)出國人對國學的重視程度和對國學大師湯一介的敬仰。本書出版不久后便進行了重印。
\\t今年9月初我應邀到湖北黃梅參加9月10日上午的湯用彤紀念館開館儀式。湯先生的親朋好友、眾多學生齊聚一堂。但不幸的是湯一介先生于9月9日晚逝世，沒有聽到父親紀念館開館的消息。與會眾人非常惋惜和悲痛。隨后在大家的支持和鼓勵下，我們出版社計劃把湯先生自本書出版以后至逝世期間的資料增補至書里，以對湯先生的一生作一個比較完整的記錄。于是有了這本《湯一介傳》增訂版的誕生。在此次增補過程中，樂黛云、劉美珍、雷原、王文利、劉碧澄、楊浩、王婉瑩、湯夢妮等都提供了有關湯先生的寶貴資料，在此特別感謝。
\\t使各個方面更多地了解中國的國學和了解國學大師湯一介，正是策劃這本書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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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本書策劃人兼責任編輯劉志宏
\\t2015年元月于北京新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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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永恒的人生交響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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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014年5月4日，習近平總書記來到北大人文學苑湯一介先生的研究室，親自看望湯一介先生。與湯一介先生親切握手后，總書記與一代國學大師促膝交談，了解《儒藏》編纂情況，并贊揚他為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繼承、發(fā)展、創(chuàng)新作出了很大貢獻……
\\t還是在5月，10卷本的《湯一介集》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在這部被譽為內容全面，極具學術價值，記錄了湯一介先生求學時代至今的生活點滴，為讀者展示一個生動鮮活的學者形象的書中，收錄了湯一介先生初入學界至今的著述和演講等，全面展現(xiàn)了湯先生的思想軌跡與學術貢獻，也從側面折射出我國現(xiàn)代哲學研究的發(fā)展歷程，為弘揚中國優(yōu)秀文化傳統(tǒng)，尤其是儒、道、釋三家學說的現(xiàn)代性轉化提供了豐富的思想資源。
\\t關于《湯一介集》，湯一介先生在前言中是這樣寫的：
\\t我這一生可以說是在讀書、教書、寫書、編書中度過的。年輕時我喜歡讀中外文學著作。由于讀了一些名著，我對人生、社會產生了許多問題，因此我常常向自己提出一些問題來思考。于是，我選擇哲學系，希望能了解到中外哲學家思考的哲學問題及其思考哲學問題的方法。為了積累知識和教好課，我購買了不少書，有五萬余冊。當然，我認真讀的書也就是幾百冊，其他翻翻而已。在開始寫作時，我大體上就是從思考的問題展開的，但此后因環(huán)境的變化，思想被一條繩子束縛住了，走了三十年的彎路，把最可能有創(chuàng)造力的時光白白度過。我想，這不是我一個人遇到的問題，而是一兩代學人遇到的問題。正如馮友蘭先生所說，他在20世紀50年代之前的學術歷程中是有“自我”的，但在50年代后則失去了“自我”，只是到80年代又找回了“自我”。因此，嚴格地說，我是80年代才走上學術研究的正軌。
\\t在80年代后，我頭腦中存在著一個矛盾：作為哲學家還是哲學史家兩個雖有聯(lián)系但卻很不相同的方向，我是向哪個方向發(fā)展呢？這個問題一直到現(xiàn)在仍然是個問題。因此，在七十五歲以后，我一方面主持編纂《儒藏》，另一方面仍然在思考和研究一些哲學問題。當然，我也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不可能創(chuàng)構一有重大意義的哲學體系。但思考哲學問題的習慣，使我還是在關注某些哲學問題，只要有時間我就把這些問題寫作成文，作為我思想的記錄，也希望得到同行的響應和批評指正。
\\t本想為此文集寫一“總序”，但我近日有病在身，就寫這一短短的“前言”吧！好在本文集每卷的卷首，我都寫有“自序”，讀者或可對我寫作的意圖有所了解。
\\t次學術討論會，我希望大家對這套書不僅僅說一些好話，應該給一些批評。至少我現(xiàn)在自己覺得，還比較散，還沒有形成一個真正轉型的范例，沒有成為，所以需要再努力，也希望大家可以批評。30多年來，我思考了很多問題，我現(xiàn)在主要只想講各個時期思考的哲學問題，其他問題就不講了。
\\t80年代我主要考慮兩個方面的問題，第一個是80年代上半葉主要考慮的真善美問題。為什么當時我考慮真善美問題？是由于參加1983年的第17屆“世界哲學大會”，在會上有個發(fā)言就是講的“真善美的問題”，所謂“真就是天人合一”的問題，“善就是知行合一”的問題，“美就是情景合一”的問題，當然這個概括是不是準確？不一定，但是講這個問題有針對性的。因為當時臺灣的有些學者，特別是牟宗三先生，他講，外王是開出民主政治，內圣是開出理論即認識論的體系來。當時我對他的想法，并不是說不同意，但是我想到是不是有另外的路子來考慮哲學問題？這就是從真善美這三個方面來考慮哲學問題，這是我上半葉考慮的問題。第二個部分就是我在下半葉考慮的中國哲學問題，是中國傳統(tǒng)哲學的框架問題，能不能給它一個框架？這個我是受到了余英時先生的啟發(fā)，他講內在超越的問題，中國哲學是內在超越的問題。因為西方哲學講的大體上是外在超越的問題，中國哲學和西方哲學不大相同，中國哲學強調是內在的超越，所以我就考慮它的轉型是不是要考慮西方哲學和中國哲學的不同？那么西方哲學和中國哲學的不同是內在超越這個問題，可以說是人生境界的問題，內在超越的問題是人生境界的問題。但是人生境界就是人道，如果不提升到天道，這是不夠的，人道必須提高到天道這個高度來認識宇宙和人生的問題，這樣才可以。但是宇宙的內在超越的問題，人生境界內在超越的問題，如果沒有天道的支持是不行的，因此我提出來普遍和諧的問題。內在超越如果落實到人的實踐，人的自我道德的提升，就是政治社會各個方面的實踐才有意義，如果不落實到這個方面，就沒有實際的效應。所以內在超越是個中心，往上就提升到普遍和諧的問題，往下落實到政治實踐、社會實踐方面的問題。那么這三個問題能不能構成一個框架，一個中國哲學的框架，這才有一定的意義，否則沒有一定的意義，這是我80年代考慮的問題。
\\t90年代也考慮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亨廷頓的文明的沖突問題。這個問題我首先是在《哲學研究》上發(fā)表的評亨廷頓文明沖突的問題，文明的沖突的對立面就是亨廷頓先生提出來的文明的共存。如果文明不能共存，那么世界就成為一個混亂的世界，就成為一個你爭我奪的世界，所以我們怎么看世界？就是要看是文明沖突還是文明共存？這是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是中國現(xiàn)代哲學的轉型問題。當時考慮這個問題的時候，我是這樣考慮的，80年代的后期，中國現(xiàn)代哲學如何轉型？在80年代后期，有一個看法認為，只有激進主義派才能推動中國文化的發(fā)展，我想這是不全面的，不僅有激進主義派，包括自由主義派，包括保守派，共同來組成了中國文化的現(xiàn)代轉型。在這個階段，我就寫了“融中西古今之學，創(chuàng)反本開新之路”這篇文章。從上一篇文章講是看世界，這篇文章講主要是看中國，中國應該怎么樣來理解？怎么樣來創(chuàng)新我們的哲學？第三個時期就是在進入二十一新世紀，我更多地去考慮哲學理論問題。首先，在上個世紀的90年代末期，我考慮的是創(chuàng)建中國解釋學的問題，原因是當前對經典的解釋，大部分用的是西方的理論和方法，無論哲學、宗教、藝術等等，都是用的西方哲學的框架，我們能不能創(chuàng)造中國的解釋學？因為中國的資料非常豐富，我們有非常多的、非常深厚的歷史文化的資料。第二，我們有很多解釋經典的經驗，也就是一些方法和理論。
\\t在新世紀我考慮的第二個問題是儒家倫理與中國現(xiàn)代企業(yè)家精神，這是我再一次讀了馬克思·韋伯的《新教倫理和基督教精神》，我深感在中國沒有建立起來一個我們的當代資本家的精神家園，沒有這樣的東西，因此就想到能不能根據儒家的倫理，來建設現(xiàn)代企業(yè)家的精神，我想有這個可能性，至少我們可以嘗試。
\\t第三個問題就是新軸心時代是否能夠到來？這個是由于我們再次閱讀了雅斯貝斯的《歷史的起源與目標》這本書，讀了他關于軸心時代的理論，因此我就考慮到人類必須追求新的軸心時代，以使人類社會重新燃起火焰，這是關于新軸心時代的考慮。
\\t再有一個問題是儒學與普遍價值的問題，是因為由于某些人反對這個普世價值。其實應該挖掘這個不同文化中間的普世價值意義的因素，不應該只承認西方哲學有普世價值，而不承認各個民族文化中間都有它的普世價值意義的因素，因此我們必須把普世價值與普世主義分開，就是普世價值在各種文化中間都有它的因素，但是普世主義是西方文化的特有的東西，就是認為只有西方的價值理念才有普世價值的意義，這是錯誤的。再有個問題就是儒學與建構性的后現(xiàn)代主義，這個是我有鑒于后現(xiàn)代主義對資本主義的瓦解引起了人們的思考，到底我們應該建設一個什么樣的東西呢？因此，西方就出現(xiàn)了后現(xiàn)代主義理論，而后現(xiàn)代主義主要是瓦解西方的現(xiàn)代性，可是后現(xiàn)代主義僅僅是瓦解這個西方的現(xiàn)代主義，沒有提出一套建設的理論，因此有后現(xiàn)代理論的出現(xiàn)。
\\t我在生病情況下面，又寫了兩篇文章，一篇是“儒釋道三教歸一”問題。就是一個西方的學者問我，為什么中國沒有發(fā)生過宗教戰(zhàn)爭和思想不同的戰(zhàn)爭。我講了三個問題，一個就是我們的思想，我們儒家主張“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比f物都可以發(fā)展，不需要互相斗爭，互相消滅，道家講有容乃大，那么儒家是不是可以說有一個理想，就是大同社會的理想，這個大同社會的理想，能不能引發(fā)出來儒家的政治、儒家的社會、儒家的個人，儒家的天人，人和自然的關系，去引發(fā)出這樣的一些理論，有這樣一些因素可以為大家討論。
\\t最后一個問題，我考慮到儒學與馬克思主義。在上世紀80年代我第一次參加國際性的學術會議，就是第17屆世界哲學大會，在這個會上有位臺灣的學者，我不提他的名字了，他就在北京，他給我提出來，他說你講的這些話怎么沒有一句馬克思主義？我說鄧小平怎么講的？鄧小平說，馬克思主義就是實事求是，我想是非常對的，如果不實事求是，你還講什么馬克思主義？我說我講的都是馬克思主義，你沒聽懂。然后另外就有一個學者就問我，你說你講馬克思主義，那馬克思主義跟儒學關系在哪兒呢？我就想了想回答說儒學和馬克思主義都是實踐的哲學，都是要做的，不做是不行，這是第一。第二就是儒學和馬克思主義都是人的哲學，人的社會性的哲學。第三個就是儒學跟馬克思主義都講辯證法，而且我們的辯證法比西方還高明，特別是張載講的，“仇必和而解”，如果最后不解怎么辦呢？這樣不行。我就想儒家的理念或者倫理，能夠發(fā)揮成它的政治上面的倫理，社會倫理，人自身的內外和諧的理論。所謂倫理，倫就是常的意思，倫理就是常理，大家都應該遵守的，大家都應該弘揚的，大家都應該贊美的，所以我寫了兩篇文章。
\\t我想繼續(xù)再寫文章，講我自己的感受，講我對人類社會的理解，講我對天人關系的理解，因為作為哲學家或者一個哲學工作者，最主要的特點就是思考，思考一些問題，提出來供大家來參考，至于能不能解決問題？這要靠大家，不要靠哪一個人，因此我自己覺得我應該繼續(xù)努力，把我想的問題隨時提出來供大家討論，這樣才不辜負作為一個學者，作為一個教師，能夠貢獻給大家，我就講這些，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