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唐朝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狀況
    鑒真出生之日，正是唐武則天稱帝之時。武則天的母親是隋朝宗室楊氏，而楊氏是以崇佛著稱的，武則天從小就受佛教的熏染，日后又有一段特殊的經歷（太宗死后，被遣送到感業(yè)寺當了5年的尼姑），在儒、釋、道三家中，她對釋家（即佛教的別稱）情有獨鐘。武則天在即位之前，就大力利用佛教，為自己登基制造輿論。在這種背景下，有10個和尚偽撰四卷《大云經》，上奏武則天皇后，說她是彌勒佛下凡，能普度眾生，應該當皇帝。武則天看后，就要求在全國頒發(fā)《大云經》，下詔在兩京和諸州郡各修一所大云寺。而揚州大云寺，恰巧在鑒真家附近。此時佛教成為占有統治地位的宗教。武則天剛即位，就頒布圣旨，佛教在道教之上，僧尼地位在道士、道姑之前。鑒真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成就了皈依佛門、潛心鉆研佛學的愿望。到了中宗神龍元年（705年），路經揚州，住在大云寺的道岸禪師，得知鑒真學識淵博、德行高尚且又年輕，便樂意為他授菩薩戒，此時正逢武則天剛剛從皇位上退下來。
    在武則天稱帝時期，唐朝不僅政治經濟有了進步，思想文化也得到了長足的發(fā)展，為后來的“開元盛世”打下了基礎。從景龍元年（707年）到開元元年（713年）的六年里，鑒真在洛陽、長安學習佛法。洛陽、長安兩京是當時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宗教的傳人也早于揚州。那里寺院林立，高僧云集。他遍訪名寺高僧，潛心鉆研經典。開元元年以后，他回到揚州，在江淮一帶弘揚佛法，取得了較大的成就，但因唐玄宗推行崇尚道教政策，雖然起初并沒有采取抑制佛教的措施，但無形中遏制了佛教極盛的勢頭，使佛教在開元、天寶時代處于弱勢。
    盡管這樣，開元盛世卻使鑒真增長了許多見識。而后唐玄宗繼續(xù)推行唐太宗和武則天時期的開放政策，當時唐朝國力強盛，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都居于世界先進地位，各國商人、學者、僧侶等都不斷人唐學習或經商，唐朝的商人、學者、僧侶等也紛紛出國交流。據文獻記載，開元年間，與唐朝交往的國家就有七十多個。天寶末年，居住在京城的外國人達四千人以上。唐朝的都城長安，成為當時亞洲經濟文化交流的中心，鑒真的故鄉(xiāng)揚州，也居于很重要的地位。在唐代近三百年統治中，日本正式派出的使團達19次之多，其中規(guī)模最大、使團人數達五百人以上的3批均在開元、天寶年間人唐。這種文化交流，使正在洛陽、長安學習佛法的鑒真感受到唐朝的強盛和繁榮，同時開放的文化氛圍，造就了鑒真開放、坦蕩的胸襟和氣魄。在經濟繁榮和政治穩(wěn)定的基礎上，文化藝術也達到鼎盛時期。在開元、天寶年間，唐代文化走向頂峰，詩歌、繪畫、音樂、雕塑、建筑等各項藝術都有了空前發(fā)展。玄宗時期國家還進行了大規(guī)模的古籍整理和文獻編撰工作。
    總之，唐朝“開元盛世”時代，不僅為鑒真獲取淵博的知識和深邃的佛學思想提供了基礎，也培養(yǎng)了他大度、開放、堅毅的性格，這影響了他的一生。天寶初年大唐開始由盛轉衰，鑒真也正是在這個轉折時代開始了他的東渡事業(yè)。
    （二）唐代佛教興盛
    鑒真東渡弘揚佛法，說明佛教自兩漢傳人中國，到唐代已經完成佛教的中國化，標志著唐代佛教本土化已臻成熟，開始東傳。沒有唐代佛教事業(yè)的發(fā)達和佛教思想的成熟，就沒有鑒真東渡的壯舉。鑒真成長為一代佛學大師，一方面有他的天賦和個人的努力，另一方面與當時佛教文化的發(fā)達密切相關。唐朝處于我國封建社會發(fā)展的極盛時期，特別是唐代開放的政治，也帶來了開放的宗教政策。唐代不同的歷史時期推崇的宗教不同，但對各種宗教基本上都能采取兼容并包的政策，即使在武則天推崇佛教、唐玄宗推崇道教的時代，其他各種宗教派別仍能得到穩(wěn)定的發(fā)展。從初唐到中唐時期，經濟繁榮、政治穩(wěn)定，為唐代宗教事業(yè)的發(fā)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使宗教事業(yè)興旺，宗教思潮不斷出現，宗教派別林立，唐代佛教的發(fā)展最能說明問題。
    其一，表現為寺廟劇增、僧徒眾多。尤其名僧輩出，如道玄、法藏、道岸等等，這些高僧對推進佛教的發(fā)展作出了巨大貢獻。這些名僧中有些是鑒真的老師，鑒真能夠成長為一名造詣極高的傳戒大師，他們的功勞是不可磨滅的。
    其二，唐代佛教興盛最有力的證明不是佛教的普及，而是佛教宗派及其判教（判教，就是判別或判定佛所說的各類經典的意義和地位）學說、理論的形成和發(fā)展。佛教宗派有法相宗、華嚴宗、禪宗、凈土宗、密宗、南山律宗等。佛教宗派的創(chuàng)立大大加快了佛教在中國的本土化發(fā)展，從而促進了唐代佛教走向鼎盛階段。
    其三，唐代佛教昌盛最明顯的表現是在譯經事業(yè)方面，無論在數量上還是質量上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伴隨著佛經的大量翻譯而來的便是對佛經原典的消化與提煉，從而產生了一大批本土僧人自己的各類佛學著述，都有較高的學術價值，體現了唐代佛教事業(yè)的繁榮。高僧與漢譯佛經及佛教著作的大量產生，促進了佛教宗派的發(fā)展，進一步擴大了佛教的影響，不僅影響到國內各個地方，而且遠播到朝鮮、日本。如果沒有唐代繁榮的佛教文化，就不會在日本出現人們對佛教的信奉，也不會有日本僧人來唐學習佛法，當然更不會有鑒真東渡的歷史史實，可見鑒真東渡弘揚佛法的背景正是唐代佛教文化的興盛。
    其四，唐代佛教的興盛還表現在佛教藝術的繁榮。鑒真東渡傳到日本的不僅有佛教的理論與教法，還包括唐代佛教的藝術瑰寶，比如說雕塑、畫像、佛寺建筑等等。如果沒有唐代佛教藝術的精湛、發(fā)達，沒有唐代藝術家以及他們的作品對鑒真的熏陶和啟迪，也不會有鑒真對日本文化藝術的貢獻。任繼愈先生在《漢唐佛教思想論集》里明確指出：“佛教已成為隋唐社會的上層建筑，它的政治作用不下于儒教，影響的廣泛甚至在儒教之上。”說明了隋唐時期佛教的普及和佛教文化的發(fā)達程度。鑒真在日本的很多成就得益于大唐繁榮昌盛的佛教文化。
    （三）鑒真的故鄉(xiāng)——揚州
    鑒真出生于揚州，14歲在揚州的大云寺出家為僧，后游學于兩京長安和洛陽，學成后又回到揚州傳播佛法。鑒真東渡弘揚佛法，與揚州也有著密切的聯系，可以說故鄉(xiāng)揚州的文化孕育了鑒真。隋煬帝開鑿大運河，確立了揚州交通樞紐的地位，也是黃河以南、沿海一帶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當時由海上來華的外國人，常把揚州當成海洋航運的終點，再轉赴長安、洛陽，使它成為最大最富有的國際貿易都市。揚州成為對外交流的門戶，這使鑒真從小就受到外來文化的熏陶。唐代的揚州，農業(yè)、商業(yè)和手工業(yè)相當發(fā)達，出現了大量的工場和手工作坊。不僅在江淮之間“富甲天下”，而且是中國東南第一大都會，時有“揚一益二”之稱（益州即今成都）。從唐人詩句“十里長街市井連”“夜市千燈照碧云”中就反映出揚州大都會的繁榮景象。除了經濟繁榮外，揚州的自然景觀也非常美，唐代的一些詩人寫出了很多贊美揚州的詩篇。揚州自六朝以來，就是佛教興盛的城市。城內寺院林立，更成為遠近僧侶集中的佛教中心城市之一。這樣的生活環(huán)境和文化氛圍促使鑒真成長為一代高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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