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在我向你所講的那些年中，我一直在追尋內(nèi)在的意象，
　　那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時光，因為其他的一切皆源自這里。
　　它始于彼時，隨后具體發(fā)生的事情幾乎已經(jīng)不再重要。
　　我整個一生都在詳盡闡述那些從無意識中迸發(fā)的內(nèi)容，
　　它們就像一條神秘的溪流朝我奔涌而來，幾乎將我摧毀。
　　這些內(nèi)容完全超出我一生所能理解的范圍。
　　后來的一切僅僅是進行外在的分類、科學的詳盡闡述和將它們整合進生命中，
　　而那個神圣的起點，卻已包含一切。
　　——榮格（C. G. Jung），1957
　　前言
　　當C. G. 榮格繼承人協(xié)會決定出版《紅書》，從那個值得紀念的一刻起，十多年已經(jīng)過去了，而這部多層次作品應該針對什么樣的讀者群體，卻引發(fā)了大量的思考：專業(yè)的心理學史研究者？普通的讀者？目標是注重意象的視覺型的人？愛好書法的人？精美圖書的收藏家？出版的形式和設計應該優(yōu)先考慮哪些方面？這些問題都很難回答，因為即便是昂貴的原始皮革封面都包含著一種信息，令人難以解讀。很多提議被討論，后來又被放棄。最終，W. W. 諾頓出版公司找到一個合適的解決方法：將完整的圖片復制出版，并在2009年面世，出版所取得的巨大成功證明當初出版社的決定非常正確。這部作品迅速在世界范圍內(nèi)傳播，并且已經(jīng)被翻譯成九種語言。很明顯，設計一本書不僅要照顧到作品本身的各個方面，還要考慮到不同的讀者群體。如果將那些為成功出版這部書做過貢獻的人的名單列出來，那么這個名單將不是一般的長。但是，有兩個人應該被特別感謝，他們是吉姆·梅爾斯（W. W. 諾頓出版公司）和索努·沙姆達薩尼（腓利門基金會）。
　　自1962年起，C. G. 榮格的《紅書》已廣為人知。但是，此書今天才得以首次出版，最終到達廣大讀者手中。榮格在《回憶·夢·思考》中已經(jīng)描述過它的起源，它是次級文獻中被無數(shù)次討論的主題。因此，我在這里只做一個簡要的介紹。
　　1913年是榮格生命中關鍵的一年。他在這一年開始進行一項自我實驗，并一直持續(xù)到1930年，這項實驗就是后來眾所周知的“直面無意識”。在這項實驗的過程中，他發(fā)展出一項技術(shù)，可以借助它“到達（他的）內(nèi)在過程的底部”，“把情緒轉(zhuǎn)譯成意象”和“抓住活躍在……‘地下’的幻想”，后來他將這種技術(shù)稱為“積極想象”。他首先在《黑書》中記錄自己的幻想，后來對這些文本進行修改，并加入對它們的思考，隨后將修訂后的內(nèi)容用花體字謄抄到一本名為《新書》（Liber Novus）且用紅色皮革封皮包著的書中，并配上自己的繪畫。這本書一直被稱為《紅書》。
　　榮格把自己的內(nèi)在經(jīng)歷講給自己的妻子和親密的同伴。1925年，他在蘇黎世的心理學俱樂部做了一系列關于他的專業(yè)和個人發(fā)展的報告，其中他也提到了他的積極想象技術(shù)。除此之外，他對此嚴格保密。例如，他沒有跟自己的孩子講過自己的自我實驗，孩子們也沒有發(fā)現(xiàn)任何異常。很明顯，對他而言，很難解釋清楚到底發(fā)生了什么事情。如果他讓一個孩子在他寫作和繪畫的時候看著他，這也是對這個孩子愛的表現(xiàn)。因此，對于榮格的后人而言，《紅書》總是被一股神秘的氣息包圍著。1930年，榮格結(jié)束了自己的自我實驗，并放下《紅書》的創(chuàng)作，但他并未寫完這部作品。盡管它在榮格的書房中占有一個無上榮耀的地位，但他卻讓它沉睡了數(shù)十年。與此同時，他通過自我實驗獲得的領悟?qū)λ�隨后的作品產(chǎn)生了直接的影響。1959年，他試圖在舊草稿的基礎上將全部的文本謄抄到《紅書》中，并嘗試將一幅未完成的畫作畫完。他也開始為這部書寫后記，但不知道什么原因，花體字的謄抄和后記都戛然而止了。
　　盡管榮格積極考慮將《紅書》出版，但他從來沒有做出必要的行動。1916年，他私下將《向死者的七次布道》出版，這部短小的作品源自他的直面無意識。一直到1958年，他才出版1916年描述積極想象技術(shù)的論文《超越功能》。有很多的原因可以解釋他為什么不出版《紅書》，如他所言，這部書沒有完成，他對煉金術(shù)這一主題的研究興趣不斷增加，使他無法繼續(xù)寫完此書。在回顧這段經(jīng)歷的時候，他把在《紅書》中細致地處理自己的幻想描述為一個必要但麻煩的“美學化詳盡闡述”。直到1957年年末，榮格宣稱《黑書》和《紅書》都是他的自傳性記錄，但是他不希望將它們收錄在《榮格全集》中，因為這兩部作品不具備學術(shù)特征。作為讓步，他允許阿尼拉·亞菲在寫《回憶·夢·思考》時可以摘錄《黑書》和《紅書》中的內(nèi)容，而事實上她并沒有引用。
　　1961年，榮格去世。他的全部作品歸他的子孫們集體所有，之后子孫們成立C. G. 榮格繼承人協(xié)會。榮格遺產(chǎn)的版權(quán)給他的子孫們同時帶來義務和挑戰(zhàn)：將德文版的《榮格全集》全部出版。在榮格的遺囑中，他希望《黑書》和《紅書》由他的家人保管，但沒有進一步做詳細的說明。由于榮格特意指出不能將《紅書》收錄進《榮格全集》中，因此繼承人協(xié)會認為這是榮格對這部書最后的遺愿，而且完全是一件私人的事情。繼承人協(xié)會守護著榮格未出版的作品，就像守護一座寶藏一樣，從來未考慮過再出版任何作品�！都t書》一直留在榮格的書房中長達二十多年，由弗朗茨·榮格保管，是他接管了父親的房子。
　　1983年，繼承人協(xié)會將《紅書》放到一個保險箱中，他們明白這部作品是無可替代的。1984年，新任的執(zhí)行委員會拍攝五張照片為家族所用，這是榮格的子孫們第一次有機會近距離觀摩這部書。這次細致的處理有它的益處。相對于其他東西，《紅書》得到良好的保管是理所當然的，事實上，數(shù)十年以來，它幾乎從未被打開過。
　　1990年之后，德文版《榮格全集》（也是著作選集）的編輯告一段落，執(zhí)行委員會決定開始徹底詳查所有可以找得到的未出版的材料，并思考進一步的出版。由于繼承人協(xié)會在1994年將檔案和編輯的重任委托給了我，因此我接下了這項任務。結(jié)果我們找到與《紅書》有關的一整套草稿和不同的版本，其中就包含花體字抄本中已經(jīng)遺失的那一部分，它以草稿的形式出現(xiàn)，還有一部名為《審視》的手稿，這一部分接著從草稿結(jié)束的地方開始寫，包含《向死者的七次布道》。但是，是否和如何將這些重要的材料出版，還是一個存在爭議的問題。乍一看，這些材料的風格和內(nèi)容與榮格的其他作品幾乎沒有共通之處，很多事實并不清晰，而且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沒有人能夠?qū)�這些材料提供一手的信息。
　　但是，自榮格那個時代以來，心理學史的研究已經(jīng)取得了巨大的進展，而且在今天能夠提供一種新的研究方法。當我在進行這些項目的時候，我遇到了索努·沙姆達薩尼。我們就進一步出版榮格著作的可能性進行了大量的討論，主要包括一般的著作，當然還有《紅書》。這部著作從一個特定的環(huán)境中涌現(xiàn)出來，而生活在21世紀的讀者并不熟悉這個環(huán)境。但是一名心理學史專家卻能夠?qū)⑦@部歷史文獻呈獻給現(xiàn)代的讀者，借助于原始資料，沙姆達薩尼可以將它嵌入原來的文化情境中，置于科學的歷史中，并和榮格的生活與工作相聯(lián)系。1999年，索努·沙姆達薩尼提出一項出版計劃，并遵循計劃的指導原則。2000年春，在沒有經(jīng)過討論的情況下，繼承人協(xié)會決定根據(jù)沙姆達薩尼的提議將《紅書》公開出版，并委托索努·沙姆達薩尼負責編輯。
　　多年之后，我多次被問到為什么現(xiàn)在將《紅書》出版。我們的一些新的理解起到主要的作用：榮格本人并沒有把《紅書》視為一個秘密，雖然看起來它似乎就是一個秘密。文本中有很多處包含“我親愛的朋友”的話語，換句話說，它針對的是一名讀者。事實上，榮格讓自己親密的朋友謄抄這部作品，并和他們一起探討這些抄本。他并沒有直截了當?shù)鼐芙^出版，他僅僅是沒有解決這個問題。而且，榮格自己說他后期作品的所有素材都是來源于他的直面無意識。因此，作為直面無意識的記錄，《紅書》已經(jīng)超越私人的領域，成為他著作的核心。這樣的理解能夠讓榮格的孫輩們用一種新的眼光來審視現(xiàn)狀。決策的過程需要時間，而典型的文本內(nèi)容、概念和資料能夠幫助榮格的子孫們在面對充滿情緒的事物時做出更加理性的決定。最終，繼承人協(xié)會民主決定《紅書》可以出版。從決定到現(xiàn)在出版，中間經(jīng)歷了很長一段過程，但結(jié)果卻令人久久難以忘懷。如果沒有這么多人的協(xié)作，一起為這個共同的目標奉獻自己的技巧和精力，這部書根本不可能出版。在這里，我代表C. G. 榮格的后代子孫，向所有的參與者致以最衷心的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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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G. 榮格作品基金會
　　2009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