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墨子言日：“必立儀。言而毋儀，譬猶運鈞之上而立朝夕者也（就像在旋轉著的陶鈞上測量早晚的日影一樣），是非利害之辨，不可得而明知也。故言必有‘三表’。”何謂三表？子墨子言日：“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于何用之？廢（通‘發(fā)’，實施）以為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謂言有‘三表’也。”
　　《非命中》和《非命下》所言“三法”與上述“三表”，文字上稍有不同，如《非命中》所言“三法”中“于其本之”者在“圣王之事”前多了“考之天鬼之志”，而“于其原之”者以“征以先王之書”替換了“原察百姓耳目之實”，但是，它們之間并無實質性的差異。綜觀《墨子》一書，墨子所提出的尚賢、尚同、兼
　　愛、非攻、節(jié)用、節(jié)葬、非樂、非命等任何主張，無不以天志、鬼神和三表法為依據(jù)或評判的標準，事實上我們可以說墨子為評判一切樹立的是以天志為本兼以“圣王之事”、“先王之書”、“百姓耳目之實”、“國家百姓之利”的綜合標準。而且，對墨子來講，這些標準既是密切相關、相通一致又是可以彼此連環(huán)互證的。
　　“三表”法的提出，是墨子在認識論方面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理論貢獻，他以“三表”法作為檢驗、判斷人們言論、認識之是非真?zhèn)蔚目陀^標準，可以說是中國哲學史上最先明確提出真理標準問題的哲學家。具體來說，第一表是以前人的間接經驗作判斷是非的依據(jù)，既十分重視歷史的經驗教訓，又極力反對復古守舊、“必古言古服”的先王觀；第二表是以群眾耳聞目見的、直接的親身經驗作為認識的本原或判斷是非的標準和根據(jù)，把勞動人民的感官經驗與認識論或真理標準問題聯(lián)系起來，正是墨子在認識論史上的一大非常之創(chuàng)見；第三表是以運用于社會政治實踐的實際功利效果作為檢驗認識、判斷是非的標準。綜觀墨子的整個思想體系，可以說其立說的原則和宗旨尤以第三表最為根本和重要，因為其所有的社會政治主張莫不以用以治世而“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為根本出發(fā)點和歸宿。
　　不過，墨子也自有墨子的思想局限性，由于他太過亟于要為世間立法，因此他想利用任何可資利用的文化傳統(tǒng)的資源來證成其理想的儀法或評判的標準，為證成而證成，而缺乏對自己理想儀法和所立標準的正當合理性的自我反省和懷疑精神，所以難免會流于粗疏和淺陋。
　　就墨子的天志鬼神論而言，誠然如任繼愈先生所主編的《中國哲學發(fā)展史》（先秦）一書中所言：“墨子的天鬼理論，基本上是理智而非感情的產物，與其說是出于內心虔誠的信仰，不如說是出于推行其政治主張的需要，為了實用的目的”，而既然墨子對天鬼的尊信僅僅是一種被抽空了內容實質的“‘方法，性的手段”，那么它“實際上便成了空話了”，但墨子的思想畢竟還拖著這樣一條傳統(tǒng)宗教神學的尾巴，其本意原是想用來加強其理論主張的正當性及其思想學說的力量，而實際上卻反而損害了其理論的純潔性，使其思想的理智品格受到極大的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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