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英、美國家在刑事訴訟的價值理念上強調個人權利和訴訟程序的公正對人權保障功能，它們認為對抗式的訴訟形式不僅更有利于發(fā)揮控辯雙方的積極作用，查明案件事實，而且也是使被告人獲得公平審判的必要保證。在這種訴訟價值理念的主導下，為使案件事實通過初審程序得到充分的論證，將第一審程序設置得復雜精細，并配置以陪審團審判使案件的事實問題消化在第一審程序之中，而上訴的目的與功能并不在于對案件事實真相的查明，而是保證使被告人獲得公正的程序上的保障，因此上訴法院的任務不是裁定被告人是否有罪，而是決定審判法院的審判遵循的程序是否合法和正當，對被告人作出的有罪裁決是否源自保護被告人所有權利的公平審判。因此上訴制度通常被看作對判刑人的一種救濟手段，而不是對犯罪行為的再次追究和確認，也就限制了控訴方上訴權利的行使范圍。同時，由于事實認定功能在初審法院得到充分的發(fā)揮，第二審的法院原則上只對被告人提供法律上的救濟，側重于糾正初審裁判中的法律錯誤，而對案件的事實問題，則尊重一審法院的裁判，自然也就沒有必要設置重復性的復審制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