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認知被困縛在網絡里

人們常常將互聯(lián)網變革與印刷業(yè)帶來的變革相比較。兩者都是由技術進步引發(fā)了信息分配的新方式。知識的獲取方式變得更加多元，成本也更為低廉，進而推動了大眾教育的進步、新型經濟的產生，乃至社會革命的進程。但事實上，這樣的比較不能凸顯互聯(lián)網變革的重要性，互聯(lián)網的功用更像是書面文字。

文字寫作是一門技術、一種手段。然而，文字的發(fā)明不僅帶來了信息和知識分布的演變，它還是一種自我認知的新方式。文字可以幫助我們打破時間的界限，與另一個時空的自己以及他人進行對話。文字讓我們免于繁復的記憶，從而減輕了我們的認知負荷。

比如，我有一把父親留給我的舊電鋸，就在不久前，我發(fā)現電鋸背面貼著一張他寫的字條。與其說這是一張字條，不如說是一篇小小的隨筆，里面詳細記錄了這把電鋸的使用技巧和注意事項。我父親的家里貼滿了這樣的便簽，無論是更換割草機上的汽油過濾器，還是關停熱水器，他都會隨手記下各項最佳操作方式，并且把這些便簽貼在能看得到的地方，避免以后雜亂無章地做事情。我小時候覺得這樣做很難為情，但現在我懂了。父親是個大忙人，他知道自己可能會忘記第一次做某事時學到的某個小竅門�？傊�，他在和未來的自己進行交流，同時也減輕了自己現在的記憶負擔。從小處著眼，這就是文字的功用，也說明了為什么它是人類進程中最重要的發(fā)明之一。文字不只是傳播知識的新方式，也是了解世界的新方式，有了文字，我們可以來一場時間的旅行，分享前人的思想。

互聯(lián)網也在以這樣的方式顛覆我們的認知。文字為我們帶來了一場時間的旅行，而互聯(lián)網則突破了空間的限制至少可以跨越廣闊的海灣，實現即時通信。信息技術的變革使空間阻隔趨于無形，圖書館不再囿于磚墻，我們在訪問和處理圖書館資料時也不一定要接觸實物。因此，我們再也不需要親自去某個地方找尋所需的信息。如今，最快捷、最簡單的認知方式就是Google（谷歌）認知，它指的不僅是通過搜索引擎獲得知識，還包括我們越來越依賴的數字認知手段。這或許是件好事，但也可能會減損我們其他方面的認知能力，以至我們不能以更具創(chuàng)造性和整合性的方式進行認知。

新興技術無一例外地會引發(fā)類似的爭論這也合乎情理。在20 世紀50 年代戰(zhàn)后技術擴張的全盛時期，哲學家和藝術家們都曾擔心核技術對人類的影響，以及我們的倫理思維是否能

夠協(xié)調并進。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在《星期六晚報》上寫道，他認為我們需要的是集知識、意志和情感于一體的智慧，而不僅僅是更多的求知渠道。 羅素的觀點很簡單：知識多、智慧少是一件危險的事情。我也有同樣的憂慮，并希望能夠對此做點什么。不過羅素關注的是特定的知識類別核彈知識，而我關心的是知識本身的擴張，以及瞬息萬變的科技在如何影響著我們的認知過程和認知擔當。

不過，這可不是一本反科技的書。我是社交媒體及其運行平臺（有時被稱作Web 2.0）的忠實用戶。我使用推文（Tweet）、Facebook（臉譜網）、智能手機、平板電腦，而且不知用過多少臺式計算機了。我沒有理由去寫一本反科技的書。技術本身不是問題。與核武器或槍支不同，信息技術本身通常不具有殺傷性（雖然它可以起到協(xié)助作用），問題在于我們如何使用這些技術。

我的目標是要對我稱之為數字化生活的哲學基礎進行研究。無論我能否得出正確的結論，這項工作的必要性都是顯而易見的，它可以幫助我們逃離羅素所擔心的命運：被技術吞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