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是一座過去的遺跡隨處可見的城市。對生活在這座城市中的人們來說，這些歷史性的建筑和景物意味著什么？劉心武的小說《鐘鼓樓》為我們探討這個問題提供了有趣的個案。這部小說描寫鐘鼓樓地區(qū)一戶四合院的眾生百態(tài)，鐘樓和鼓樓這兩座古老的建筑，只是充當胡同生活的背景，它們是被保護的文物，游離于市井煙火和街衢繁華之外。但歷史上的鐘鼓樓是作為公共報時裝置而存在的，每天晚上和次日凌晨，鼓樓上的大鼓敲擊出有節(jié)奏的鼓聲，鐘樓隨后撞鐘報時。而在整個夜間，每個時辰撞鐘一次，鼓樓則保持沉寂。^[i]暮鼓晨鐘構成了城市生活的自然節(jié)律，鐘鼓樓因而深深地嵌入普通市民的日常起居之中，即使在清朝覆亡民國建立之后，這種狀態(tài)仍然在持續(xù)，直到1924年馮玉祥發(fā)動北京政變，溥儀被迫出宮，原來負責鐘鼓樓報時的鑾輿衛(wèi)隨之取消，鐘鼓樓的報時功能才被徹底廢棄。^[ii]

有趣的是，劉心武對歷史上鐘鼓樓與城市生活這種有機的聯(lián)系，完全持否定的態(tài)度。鐘鼓樓傳統(tǒng)的計時和報時方式，被當作落后的象征。小說中隨處可見的對時間和歷史的思索，顯然是建立在現(xiàn)代化觀念基礎上的。充當公共報時設備的鐘鼓樓必然被現(xiàn)代鐘表取代，它們只有作為文物才具有價值。這部獻給在流逝的時間中，已經(jīng)和即將產(chǎn)生歷史感的人們（小說題記）的作品，對歷史采取了毫不留情的棄絕的態(tài)度。

鐘鼓樓的命運，可以看作當代北京城市身份的一個隱喻。在《鐘鼓樓》出版前不久，1982年，北京被定位為歷史文化名城，市政府編制的總體規(guī)劃提出了保護古都風貌的明確要求。^[iii]古都和風貌這兩個詞經(jīng)常放在一起使用，這提醒我們古都是一個處于一定距離之外被觀看的對象，定義古都的那些建筑與景物及其承載的歷史，屬于一個從當代北京分離出去的過去的世界，它們與當下的現(xiàn)實并不發(fā)生直接的聯(lián)系，就像鐘鼓樓疏離于人們的日常生活一般。事實上，我們之所以能夠去建構和把握古都，恰恰依賴于這種把歷史對象化和客體化的策略，依賴于將過去從現(xiàn)在分離出去，將歷史從日常生活中分離出去的邏輯，這些都是現(xiàn)代歷史觀塑造的結(jié)果。從這個角度來看，古都乃是現(xiàn)代的產(chǎn)物。

在一部介紹古都北京的著作的序言中，作者把北京稱作偉大東方古代文化藝術博物館。^[iv]博物館的比喻，很容易讓我們想起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的觀點。他用博物館的陳列品來比擬傳統(tǒng)事物的現(xiàn)代命運，傳統(tǒng)的價值體系崩塌后形成的碎片，被安置在博物館中，它們只有歷史和審美的意義，而不再具備現(xiàn)實的能動性。^[v]就古都北京作為被觀看的對象以及它與當下生活的關系而言，把它比作博物館是很恰當?shù)摹?/p>

不過，在博物館作為一種現(xiàn)代制度出現(xiàn)之前，今天我們視為藝術品的許多器物，都曾在政治體制和社會生活中行使著各自的職能，就像鐘鼓樓在被當作文物古跡之前，曾經(jīng)作為公共報時裝置存在一樣。想象一下我們回到了清代的北京，如今構成古都風貌的那些古建筑，都在一個幾近完美的秩序空間中各安其位。宮殿、苑囿和壇廟等皇室建筑，既是行使政治權力的場所，同時又以其莊嚴神秘象征著皇權的至高無上，遍布城內(nèi)外的諸多寺廟滿足著各個階層宗教生活的需要，有的還發(fā)展為市集，或者因其景色風物成為文人士大夫游賞雅集之地。它們構成了這座城市的內(nèi)在肌理，為居住其中的人們提供了現(xiàn)實的活動空間。

更重要的是，古代北京城的各類建筑和景物提供給人們的現(xiàn)實生活經(jīng)驗，本身就充滿了歷史感。鐘鼓樓的暮鼓晨鐘，在日復一日有節(jié)律的報時聲中，已經(jīng)獲得了深沉的歷史意味，一種莊嚴的紀念碑性。[vi]中國是具有深厚歷史感的國度，北京是擁有數(shù)百年建都史和上千年建城史的都城。在清代的北京，人們隨處都能碰到歷史悠久的古跡，城闕、宮苑、寺廟乃至街市，都有漫長的過去可以追尋。然而古代中國人與現(xiàn)代人的歷史意識卻存在著根本的區(qū)別。按照黃俊杰的說法，中國古代的歷史意識的基本特點是對古今之間連續(xù)性的體認。中國人具有強烈的歷史感，他們把從歷史中獲取的啟示作為當下生活和行動的指南，過去和現(xiàn)在緊密而有機地聯(lián)系在一起，中國人就生活在從過去綿延至今的歷史之中，他的意義世界就是由他身處其中的歷史而被揭示、闡釋和塑造的�，F(xiàn)實生活本身就浸潤著對歷史的感受。^[vii]

古代歷史意識中對古今之間連續(xù)性的體認，在有關城市的文獻中表現(xiàn)得尤為明顯。城市以及城市中的某處古跡，作為一個具體的空間，構成了聯(lián)結(jié)過去與現(xiàn)在的紐帶。我們翻開《天府廣記》、《京城古跡考》、《日下舊聞考》這樣記述北京歷史的著作，很容易看到考古證今、案古證今、茹古涵今一類的詞匯，它們把作者對古今之間連續(xù)性的體認表達得再清晰不過了。對乾隆皇帝來說，他統(tǒng)治下的帝京超越了前代都城^[viii]，這種今昔的對照顯示了盛世的氣象，皇權的神圣性和合法性也由此得到重申。而仕宦京師的文人士大夫，則常常以特定的古跡為中介，將自己與前賢聯(lián)系起來，表達個人的道德理想和政治關懷。康熙年間馮溥因希慕元代名臣廉希憲而重建萬柳堂，嘉靖年間法式善考證明代李東陽西涯舊居，為表示仰慕而自號小西涯居士，不過是其中兩個例子，凡是文士經(jīng)常詩酒雅集的勝地，大多具有類似的意義。無論是皇帝還是文士，他們面對北京或北京的某處古跡時生發(fā)的歷史意識，都充滿了政治和倫理的領悟，這些領悟是活躍的現(xiàn)實經(jīng)驗的一部分。歷史不是外在的客觀認識的對象，而是像一條長河從過去流來，攜帶著豐富的意義融匯到人們的心靈中。

近代以降，在現(xiàn)代性的沖擊下，以古今之間連續(xù)性為核心的歷史意識漸漸失去了存在的依據(jù)�，F(xiàn)代性是一個聚訟紛紜的名詞，中國的現(xiàn)代性究竟起源于何時，是否有其本土的內(nèi)在脈絡和獨特性，一直是學術界爭論的話題。我在這里并不打算介入有關現(xiàn)代性的理論論辯，只是在一般的意義上，將現(xiàn)代性界定為十九世紀中期以來，在全球資本主義擴張的過程中對中國產(chǎn)生巨大沖擊的力量，以及伴隨這一力量而在中國產(chǎn)生的種種新的器物、制度、觀念和文化實踐�，F(xiàn)代性使中國偏離了原先的軌道，與此同時，在新的視野和觀念下，中國人身處其中的歷史傳統(tǒng)也開始被相對化和客體化，不再成為價值體系和意義世界的自然源泉，而是構成了被批判地加以審視的對象。正如王晴佳所指出的，現(xiàn)代中國的歷史學家從一個新的視角看待這個國家的過去，對過去與現(xiàn)在的分離的感知，成為新的歷史意識的基礎。^[ix]

現(xiàn)代性給北京這座古城帶來了巨大的變化，1900年庚子事變后，北京開始了它的現(xiàn)代化進程，引入了現(xiàn)代市政管理制度，道路交通得到改善，西式房屋到處拔地而起。在新出現(xiàn)的現(xiàn)代建筑、設施和生活方式的映襯下，沉淀著久遠歷史的北京城顯得陳舊起來，它像是屬于一個過去的世界。過去與現(xiàn)在之間出現(xiàn)了裂痕，分離在所難免。1912年民國建立后，北京徹底告別了帝京的身份，在觀念的層面上，帝京的歷史也已成為過去。然而，整個民國時期，帝京遺留下來的大量建筑、古跡和空間格局依然存在，很多人還保留著對帝京的歷史記憶。換言之，過去的北京有很大的一部分仍存留了下來，民國時期人們?nèi)绾螌Υ�和處理這個過去的北京，是我要討論的課題。

我用舊京這個時人經(jīng)常使用的詞匯來指稱這個過去的北京，它包含兩方面的涵義，一是帝制時期遺留下來的建筑、古跡和空間格局，二是北京作為帝京的歷史。如果說在前現(xiàn)代的北京，人們是生活在歷史之中，那么到了民國，舊京已經(jīng)屬于一個被對象化的過去。但過去與現(xiàn)在的分離本身是一個過程，借用列文森的術語，舊京的博物館化（museumification）并不是隨著現(xiàn)代性的到來立刻就實現(xiàn)的。民國時期出現(xiàn)了將舊京客體化和博物館化的認知模式和文化實踐，但不同的群體，出于不同的動機，與舊京仍保持著不同程度和形式的情感與態(tài)度上的維系。隨著舊京日漸遠去，對舊京的歷史記憶漸漸淡化，博物館化的認知模式和文化實踐最終占了上風，舊京于是變成了古都，以穩(wěn)定的形象定格在時間之中。

這個復雜的過程同時也揭示了現(xiàn)代歷史意識的特點，雖然人們意識到舊京屬于過去，但在舊京成為古都之前，面對舊京時所生成的歷史意識，往往包含著過去與現(xiàn)在之間的某種張力：過去尚未完全作為博物館中的陳列品而存在，它們以某種新的形式活在現(xiàn)代人的記憶之中。重新去探訪民國時期關于舊京的各種書寫中表達的歷史意識，也有助于我們?nèi)ニ伎荚诂F(xiàn)代性的條件下，如何重建人與歷史、過去與現(xiàn)在之間的聯(lián)系這個更大的問題。

所謂書寫，在這里泛稱以文字形式呈現(xiàn)的各種表意實踐，它既包括各種類型的書寫文本（文學作品、學術著述、旅游指南等），也包括圍繞某些事件展開的公共性的輿論，乃至借助文字展開的命名、規(guī)劃等實踐性的活動。我希望通過不同形式的書寫，來把握人們面對舊京時生成的歷史意識的豐富性，不同的書寫者，賦予舊京以不同的新的內(nèi)涵，書寫實際上就是重寫。在對舊京的重寫中，過去的北京獲得了新的意義，成為民國北京的現(xiàn)代經(jīng)驗的重要組成部分。

民國時期的重寫舊京，凝結(jié)了人們對這座城市的過去的豐富體驗。因而本書并不是以民國北京為對象的嚴格意義上的城市史著作，而是關于對北京之過去（舊京）的認知、理解及想象的歷史的研究，更接近觀念史和心態(tài)史。在這里，過去作為一個書寫的對象，本身就是那種將過去與現(xiàn)在區(qū)別開來的現(xiàn)代歷史意識的產(chǎn)物，正如傳統(tǒng)往往是現(xiàn)代性的發(fā)明一樣。過去的北京（舊京）如何被對象化和客體化，最終成為博物館化的古都，這個過程是我想要描述和分析的主要內(nèi)容。[x]

這本書在時段上大體民國時期（19121949年）為范圍，不過在具體論述過程中，為了使整體思路更加清晰和完整，某些章節(jié)會突破民國的時限，將視野上下延伸至晚清和共和國時期。就全書的結(jié)構而言，并不完全以時間為線索，而是以問題為導向，大致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主要關注帝京的物質(zhì)遺存（建筑及空間布局）在民國時期的命運，它們?nèi)绾螐幕蕶嗟南笳鬓D(zhuǎn)變?yōu)槲幕�遺產(chǎn)，這是一個客體化乃至符號化的過程，它體現(xiàn)在一系列城市書寫中：民國初年宮苑形象的轉(zhuǎn)變，30年代關于文化城的爭論，旅游指南中帝京景觀的再現(xiàn)，以及從城市規(guī)劃的角度對帝京空間布局的文化價值的確認。第二部分則把目光轉(zhuǎn)向舊京的其他古跡，它們不像皇室建筑那么受到重視，大多在北京的現(xiàn)代化過程中淪為廢墟乃是消失。其中一部分古跡先前主要依托文人士大夫的風雅傳統(tǒng)，如今隨著士人階層的衰微而陷入無人照料終至破敗的境地。盡管有舊式文人試圖復振前朝風雅，卻難免時代錯置的尷尬，或傳統(tǒng)歇絕的傷懷�，F(xiàn)代作家和知識分子對待這些古跡則表現(xiàn)出兩種態(tài)度，一種是以寫實和科學的眼光對其加以描述和記錄，將其轉(zhuǎn)化為對象化的客體；另一種是把這些廢墟遺跡看作北京這座古城衰老不堪的表現(xiàn)，特別是在30年代面臨嚴峻的政治危機的語境中，出現(xiàn)了許多以古城為母題的詩文，其中常常流露出對歷史的深沉憂思。

第三部分討論的是對北京多民族都城史的歷史記憶和認識在一系列書寫中的表現(xiàn)，以及它們是如何被納入一個整體性的中國歷史敘述中去的。清末和民國初年的民族主義者視少數(shù)民族王朝統(tǒng)治北京的歷史為恥辱，潛藏的種族記憶被激活，形成負面的北京形象。而早已視北京為故土的旗人則在民國時期被壓抑的處境中，發(fā)展出自身的北京表述，他們有意忽略身為滿族的族群記憶，強化自己作為北京人的地方認同，并將自己的北京書寫構造為中國文化史的一部分。對北京多民族都城史的不同看法，也滲透到建筑史的研究中，這些論述在30至40年代民族危機的背景下，透露出不同的政治意味。最后，在一個整體性的民族視野中，擁有數(shù)百年都城史的北京，被定義為民族藝術的載體。這也構成了舊京博物館化的一個環(huán)節(jié)。

在全書的余論部分，我將從40年代末關于北平文物整理的爭論入手，重新梳理新中國建立至當代北京舊城保護的討論與實踐的大致線索，探討舊京博物館化的復雜過程和后果，特別集中于舊京與市民生活的關系方面，最后嘗試對歷史、記憶與現(xiàn)代性的關系問題作理論上的思考和總結(jié)。

^[i] 參見羅哲文：《北京鐘樓、鼓樓》，北京市東城區(qū)政協(xié)學習和文史委員會編輯：《鐘鼓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47、49頁。

[ii] 參見朱家溍：《什剎海夢憶錄》，《什剎海夢憶》，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2006年，第3頁。

[iii] 參見董光器：《古都北京五十年演變錄》，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42-44頁。

[iv] 閻崇年：《序言》，《中國古都北京》，北京：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08年。

[v] Joseph R. Levenson, Confucius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vol. III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pp.113-114.

[vi] 參見[美]巫鴻：《時間的紀念碑：巨型計時器、鼓樓和自鳴鐘樓》，《時空中的美術：巫鴻中國美術史文編二集》，梅玫等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9年。

[vii] See Chun-chieh Huang, Historical Thinking in Classical Confucianism Historical Argumentation From the Three Dynasties, in Chun-chieh Huang & Erik Zrcher, eds., Time and space in Chinese culture (Leiden: E. J. Brill, 1995); Chun-Chieh Huang, The Defining Character of Chinese Historical Thinking, History and Theory, Vol. 46, No. 2 (May, 2007); 黃俊杰：《傳統(tǒng)中國歷史思想中的時間與超時間概念》，《現(xiàn)代哲學》2002年第1期。

[viii] 見《御制日下舊聞考題詞二首》，于敏中等編纂：《日下舊聞考》（一），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

[ix] Q. Edward Wang, Inventing China through History: the May Fourth Approach to Historiograph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1), pp.1-26.

[x] 董玥在《民國北京城：歷史與懷舊》（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4年）一書中，極具洞見地提出了在中國人對現(xiàn)代性的定義過程中，過去究竟扮演著什么樣的角色的問題。與董玥的思考略有不同的是，本書不是直接討論過去如何介入到對北京現(xiàn)代性的建構中，而是在現(xiàn)代性的視野下，把過去本身問題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