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開篇以泰伯，表明最高的德業(yè)成就；終篇以堯舜禹，表明最高的圣王功業(yè)。主要講成德，為政以德，為政的目的也是成德，它的模型就是，“譬若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焉”，北辰得天地之正，眾星望北辰而拱衛(wèi)之，共同行天之政。我們可以看到堯舜禹是為政以成就至上道德的，但是，能不能看到泰伯也是為政呢？答案是肯定的，泰伯也是為政以成就最高道德的。在本篇第一章的解說中，我們能夠看到這一點。而且，如泰伯這樣的為政，是《論語》所推崇和尊重的，這也是孔子所推崇和尊重的。

　　孔學(xué)將人作為研究對象，是將人放在人天整體的環(huán)境下來研究的，具有深厚的實驗基礎(chǔ)。首先，將自身作為實驗對象，然后，將自身的實驗所得，放到社會這個大實驗場，率先接受檢驗，再加以推廣應(yīng)用，以成就至德為歸宿，這就是一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路線。在這個路線之中，修身之外的都是為政的范疇，也就是說，孔學(xué)是要人世為政的，確切地說，人世就是為政，以為正人世。但是，孔學(xué)之中的為政又與我們一般意義上的為政有很大的不同，第一，在孔學(xué)中，泰伯是為政，而且為政成就了至德；第二，“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這也是為政。孔子為政的核心是正德。第三，孔子本身的實踐就是為政，我們看孔子有多少次機會可以進入到政治權(quán)利的中心，但是，他不取，在魯國已經(jīng)有了卿的地位，他不處，這在別人看來是迂腐，但是恰恰是“回也不愚”之處，而且是聰明至極，因為他看到，這些從政的機會，非但不能為政，卻足以損德，根本不能成德，不符合孔門中為政以成德的標準，所以堅決不干。這里的為政是以成德為標準，不是以改變境遇、獲得權(quán)柄為目標。在中國文化中，做小民，積德不易，做壞事?lián)p德也不易；而做大官，權(quán)力大，積德容易，損德也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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