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在作于一九四四年末至一九四五年初的《十堂筆談》中指出：“國民常識中重要的一部分是國史的知識”，并且希望普通國民“只要有點時間或興趣讀書的，都應當在這方面多用力，獲得國史的知識愈多愈好”。不過他并未特別推舉堂皇正大的正史作品，反倒認為“史學固然是個專門，但是從別一條路也是可以走得通的”。在這所謂也能走得通的“別一條路”上，他尤為興味盎然的是風土志一門，如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明張岱《陶庵夢憶》、劉侗和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并清顧祿《清嘉錄》之類多涉風俗物產(chǎn)的戔戔小書。周氏認為這類書所記大多是一地方的古跡傳說、物產(chǎn)風俗，然“其事既多新奇可喜，假如文章寫得好一點，自然更引人入勝”，加之內容易于統(tǒng)序，頗可“令讀者感覺對于鄉(xiāng)土之愛”，最終“養(yǎng)成愛鄉(xiāng)心以為愛國的基本”。
　　揆諸典籍，周氏推獎之風土志，大抵可分為兩類。一類記載歲時風俗、市井人情，一類摹寫山川形勝、風物土宜。前者蓋源出于《月令》，《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史部·時令類》謂其“本天道之宜以立人事之節(jié)者，則有時令諸書”，體例多以時序為綱，以雜書所記風俗事宜關涉節(jié)序者按月分隸，采擇群書并稗官說部亦多所征據(jù)；后者則專錄方域、山川、風俗、物產(chǎn)諸事，勘驗遺蹤，稽考逸聞，以期訂妄存真，闕疑傳信，而凡涉及鄉(xiāng)情風土者，亦悉案門載錄，尤足以藻繪山川，追溯風流。
　　前者中尤以南朝宗懔《荊楚·歲時記》、東漢崔《四民月令》、唐韓鄂《歲華紀麗》、南宋陳元靚《歲時廣記》、明馮應京《月令廣義》、清潘榮陛《帝京歲時紀勝》、富察敦崇《燕京歲時記》知名，類書則有唐歐陽詢等撰《藝文類聚·歲時部》、宋李等撰《太平御覽·時序部》、清陳夢雷等撰《古今圖書集成·歷象匯編·時序部》《古今圖書集成·歷象匯編·歲功典》，搜采繁富，不惟點綴歲華，亦且有裨藝文。
　　而晉嵇含《南方草木狀》，北魏楊衒之《洛陽伽藍記》，宋范成大《吳郡志》、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周密《武林舊事》、周去非《嶺外代答》、吳自牧《夢粱錄》，明田汝成《西湖游覽志》，清李斗《揚州畫舫錄》、屈大均《廣東新語》、厲鶚《東城雜記》、顧祿《清嘉錄》、袁景瀾《吳郡歲華紀麗》則允為一地風土筆記之翹楚，恰如呂叔湘先生《筆記文選讀》中所言：“歲時之外，兼及游觀之盛，不獨考索史事者資為寶藏，亦都市文學之濫觴也�！�
　　一般而言，風土筆記之文多敘日�，嵓�，《四庫提要》謂其“大抵農家日用、閭閻風俗為多，與《禮經(jīng)》所載小異。然民事即王政也，淺識者歧視之耳”。換言之，瑣屑中自有大道。
　　風物書寫多為追念前塵夢影之作。書寫者與所書寫之事物，懸隔于不同的時代。即以《東京夢華錄》《武林舊事》為例，《四庫提要》稱前者“固不僅歲時宴賞，士女奢華，徒以怊悵舊游，流傳佳話者矣”，評后者“湖山歌舞，靡麗紛華，著其盛，正著其所以衰。遺老故臣，惻惻興亡之隱，實曲寄于言外，不僅作風俗記、都邑簿也”�？此平蚪驑返劳�昔繁華昨日歌舞，然唯其如此，方可于官能饜足之外，寄托流寓江左側寫興亡的深密用心。形格勢禁，對當下政治文化的批評必須安置于渺遠的時代，才能不觸時諱，而對過往的回憶也必須落實在具體的事物上，才不致淪為個人的疏空緬想，恰如宇文所安在析解《陶庵夢憶》的長文《為了被回憶》中所說：“回憶是不落窠臼的，是別具一格的，它不是那種一成不變的東西。除非我們把復現(xiàn)的事件同某一具體事件、具體地點和我們生活中的某一具體時刻連在一起，否則，我們不會回憶起潺潺流水和盛開的花朵�！�
　　有趣的是，這些“潺潺流水和盛開的花朵”，不論其初衷如何，當其后世承流，遞有撰述，最終匯聚形成了別一種知識系統(tǒng)。《論語·陽貨》：“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彼�謂“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即是知識人主動發(fā)現(xiàn)、了解乃至研究被摒擋在主流知識系統(tǒng)之外的龐雜知識領域，踐行“一事不知，儒者之恥”的規(guī)訓。
　　至此，忽然念及馬一浮先生的一首小詩《聞雁》，詩前小序妍麗中頗存深意。序云：“偶行田間，值雁過，聞老農相語云：‘鳴雁已來，又催人下麥矣！’喜其語類陌上花開，天然雋永。夫候雁自鳴，何關種麥，而老農感之，雁何德焉！物理之妙，在初不相涉而冥應無窮，是非俗情之所察也，遂以成詠�！�
　　開卷展閱古人文字，自有行于日月山川之感，此后誠知四時風景，清嘉不可方物。而人情往來，花草蟲木并風聲、水光、日影、云翳，恰如蠲戲老人所謂“初不相涉而冥應無窮”，悉載其中。暌隔許久之傳統(tǒng)中國，或竟依稀可聞、可見、可觸而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