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利比亞的那一天，我再次自問那個困擾許久的問題：你為什么做這份工作？為什么冒死去拍一張照片？我已做了十年戰(zhàn)地記者，卻依然很難回答這個問題。事實是，沒有人天生就喜歡這份工作，而是來自偶然的發(fā)現和積累。我們無意間接觸到這不同尋常的生活，我們想繼續(xù)做下去——無論將會面對怎樣的疲憊、壓力或危險。雖然以此謀生，但我們覺得這份工作更像是一項使命、一種責任和召喚，它讓我感到快樂，我的生活因此充滿意義。盡管如此，當一個記者在炮火中喪生或者踩上地雷不得不截肢，再或者因遭到綁架而讓親友痛不欲生時，我仍會問自己這個問題：我為何選擇這樣的生活。
　　我是22歲時走上這條職業(yè)之路的，當時我是布宜諾斯艾利斯一份當地報紙的攝影師，并不知道日后會成為戰(zhàn)地記者。我想旅行，去了解美洲之外的世界，我覺得相機是個不錯的旅伴，它既能撫慰我，又有相當大的實際用途：讓我得以窺視人的情緒。我覺得站在相機后面，是世上我唯一想逗留的地方。
　　我在阿根廷第一次發(fā)現我能靠我的愛好——攝影來謀生，最開始是10美金賣一張照片。一旦我開始工作，新聞攝影看上去也不是什么遙不可及的夢想了，問題變成：如何在這個競爭激烈的行業(yè)中立足？我成了美聯(lián)社駐紐約的兼職記者，等我積累了經驗，便開始去國外冒險，先是去了古巴，然后是印度、阿富汗、墨西哥。我在大多數人都害怕的地方待得很自在，我的勇氣和好奇也隨之膨脹。
　　正當我在成為記者的路上跌跌撞撞地摸索時，“9·11事件”發(fā)生了，世界因之改變了。于是我和成百上千的記者目睹了美軍入侵阿富汗。對于許多記者來說，這是第一次報道我們自己國家的軍隊和我們自己的戰(zhàn)爭。反恐戰(zhàn)爭成就了新一代的戰(zhàn)地記者，隨著戰(zhàn)爭正當性的逐步減弱，我們的使命感也越來越強。我們有義務將真相公諸于眾，這種使命感消耗著我們的生命。前線讓我們成了一家人，突發(fā)事件、結婚、離婚和死亡把我們聯(lián)系在一起。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戰(zhàn)事基本結束后，我們主要在婚禮和葬禮上碰面了。
　　剛開始時，我總是爭著去報道重大的事件，可隨著時間的流逝，我的選擇變得更加個人化。我在報紙、雜志和互聯(lián)網上看到照片，有達爾富爾，有剛果的女人，有受傷的退役軍人……當看著這些照片時，我的心跳會加快。一陣無聲的焦慮涌上心頭，這種情緒意味著我知道我也一定會去拍攝。
　　這份工作有自己的節(jié)奏，我可能會花兩個星期在烏干達拍攝身患乳腺癌的垂死女人；而在回家的飛機上，我已經在籌劃去印度拍攝新的專題。當我回到倫敦的家，回到我丈夫保羅和兒子盧卡斯身邊，我要對8000張在烏干達拍的照片做后期處理、帶盧卡斯去公園、和編輯討論另一項位于土耳其南部的拍攝任務。當人們問我為什么要去這些地方，我覺得他們問錯了問題——對我來說，真正的難題不在于要不要去埃及、伊拉克或阿富汗，而是我分身乏術，不能同時出現在兩個地方。
　　idi-font-family:宋體'>我問了大衛(wèi)（我所供稿的《紐約時報》編輯），能否在一周內找人來代替我。我今天下午出發(fā)回班加西，然后盡量就待在那里直到撤離。很快我就會回家了。我累壞了，感覺不太好�！蔽冶M量平靜地告訴他。
　　我沒有告訴他，這幾天早晨我常常賴在床上不愿起來，端著速溶咖啡發(fā)呆，而我的同事們則麻利地忙著收拾相機，把行李搬進后備箱。進行戰(zhàn)地報道時，我有時奮勇無比，有時就像現在一樣，提不起精神。兩天前我把一個裝滿照片的存儲卡交給另一位攝影師，請他轉交給我的經紀人，萬一我回不去，至少我的作品會完好無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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