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經濟體制，仍需深化思考（序）
　　王振中
　　自1992年中共十四大明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以來，至今已經走過了23年的歷程。現在離2020年初步建立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標就差5年了，我們的預期能夠如愿實現嗎？從時間長度來算，這又將是一個28年！中國共產黨自1921年成立起，經過28年的浴血奮戰(zhàn)建立了新中國，那么，如果從1992年算起，我們經過28年能否建立較為完善的新經濟體制？客觀地講，確實存在著某種程度的不確定性。縱觀歷史進程，要想實現我們經濟改革的預期目標，除了要堅持基本經濟制度外，還必須對市場機制、創(chuàng)新驅動、民生保障三個問題進行深化思考。
　　一　市場機制： 不可淡忘的經驗教訓
　　凡是學過西方經濟學的人都知道，他們論述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時，從來都不回避存在大量的市場失效。尤其是通過2007年以來的經濟危機，西方經濟學界不斷地在反思這次市場失效對全球經濟所造成的巨大損失，以至于2009年美國出版了一本書INFEDWETRUST（《我們信賴美聯(lián)儲》），替代了原本的“INGODWETRUST”（“我們信賴上帝”）。然而，中國人對市場經濟的認識卻似乎有所不同。2012年有一個調查——相信市場經濟的人在各國所占的比例，結果如下：中國是74%、德國69%、美國67%、英國61%、法國58%、波蘭53%、意大利50%、西班牙47%、俄羅斯47%、希臘44%。也就是說，該調查認為中國人對市場經濟的認知度最高，中國人對市場經濟的認可程度比處于西方發(fā)達市場經濟中的德國人高5個百分點，比美國人高7個百分點，比英國人高13個百分點，比法國人高16個百分點，比意大利人高24個百分點。此調查結果十分令人懷疑。中國僅僅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道路上走過23年，國人極其容易在我國經濟總量居世界第二、外匯儲備居世界第一的種種數據面前對市場經濟產生思維的偏差，即完全忽視歷史上和現實中存在的諸多市場失效所造成的嚴重后果。
　　《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曾明確指出：“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fā)揮政府作用�！绷暯�平總書記在說明決定的這一思路時又特別指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從中可以看出有兩點不容忽視：一是在資源配置中有市場和政府兩種手段；二是在不同的資源配置中市場和政府起著不同作用，因此簡單地把其歸納為“市場萬能論”不僅是扭曲的，而且也是違背常識的。前一個可以從美國政府克服金融危機的做法中得到印證，后一個可以從戰(zhàn)略新興產業(yè)發(fā)展的國際較量中得到印證。
　　其實西方經濟學中所宣揚的“市場萬能論”，是對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觀點的扭曲理解。2007年，意大利的喬萬尼·阿里吉教授出版了一本極有影響的著作《亞當·斯密在北京》。喬萬尼·阿里吉教授在書中尖銳地指出：“在‘以往的經濟學大師’中，斯密很可能是其著作‘被引用最多而被閱讀最少的一位’。但無論是否如此，他和馬克思一樣，肯定是遭受誤解最深的一位�！笔聦嵉拇_如此，不少人非要把斯密宣傳為一位反對政府干預的市場原教旨主義者，這根本就不是斯密的真實思想。例如，斯密強調“如果任何一種制造品是保衛(wèi)社會所必需的，依靠我們的鄰國來供應提供可能是不明智的；如果這種制造業(yè)非獎勵即不能在國內自行建立，那么對所有其他產業(yè)部門課稅去支持它，也未必是不合理的”。由此斯密提出了“國防比國家富裕更重要”（defenceisofmuchmoreimportancethanopulence）的理念。所以，英國劍橋大學歷史與經濟中心主任艾瑪·喬治娜·羅斯柴爾德（一位羅斯柴爾德家族成員）指出，一部巨著里一個詞出現一次，最多只能稱其為一個文化信息，這不是經濟學思想，更不是理論，亞當·斯密也就沒有定性解釋過它的本質特性。所以艾瑪·喬治娜·羅斯柴爾德說“‘看不見的手’不是亞當·斯密的經濟學重要概念，而是在開一個反諷的玩笑”。令人感慨的是，230多年之后的金融危機又對“市場萬能論”開了一次大玩笑。當2007年出現次貸危機時，人們再也不能容忍其任性下去，美聯(lián)儲果斷地拒絕了新古典經濟學家宣揚的“市場萬能論”。2008年3月，為了吸引摩根大通銀行收購貝爾斯登公司，盡管瀕臨破產的投資銀行既不屬于美聯(lián)儲的監(jiān)管范圍，也不是美聯(lián)儲的依法保護對象，但美聯(lián)儲還是破天荒地同意提供300億美元的貸款。2008年9月，美聯(lián)儲此舉受到了許多經濟學家的批評，他們對伯南克說：“你必須得信任市場，任由它們倒閉吧，市場能應付得了�！辈�南克卻認為這樣的說法是愚蠢的。他說：“我沒有被這樣的論調說服，我相信在金融危機的發(fā)展過程中，大型金融機構的倒閉不僅會通過傳染效應感染其交易對手，而且很有可能會對民眾的市場信心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本科湓�因，原來早在1999年伯南克曾經狠批過日本央行沒有嘗試一下羅斯福式的解決方案，他說：“也許現在該是日本嘗試一下羅斯福式解決方案的時候了，羅斯�？偨y(tǒng)推出的許多政策并沒有像預期的那樣發(fā)揮作用，但是最終羅斯�？偨y(tǒng)還是獲得了極高的榮譽與評價，因為他有勇氣拋棄了那些失靈的舊體制，做了他該做的事�！币虼瞬�南克決心不管付出什么代價，也要拯救美國的金融系統(tǒng)，此后伯南克堅持實施了三次量化寬松政策，即QE1、QE2、QE3。美聯(lián)儲的救援行為說明他們拋棄了70多年來傳統(tǒng)的央行功能的理論。也就是說，此次美聯(lián)儲的作用不僅是解決流動性不足的問題，而且是在解決銀行體系喪失償付能力的問題。正是在美聯(lián)儲的有力干預下，美國經濟用了不到6年的時間就走出了衰退的陰影，使失業(yè)率從10%的高峰降到了6%以下，通脹率保持在2%以下。事實再一次證明了灰色的理論在常青的生活之樹面前是大為遜色的。人們有理由相信，沒有美聯(lián)儲的干預，美國經濟不可能如此快地得到修復。由此使我想起了羅伯特·巴羅（RobertJ.Barro）出版的一本小冊子《不再神圣的經濟學》（NothingisSacred），他用下面這段話作為全書的結語：“我想起曾經有個大金融公司的人員問我是否想放棄象牙塔式的學術生活，到他們公司來做首席經濟學家。他們還說，如果我在華爾街工作，我將不再會認為金融市場是有效率的。由于我還在象牙塔中工作，也許人們能夠原諒我仍然堅持以前見解的態(tài)度。”巴羅的這一表態(tài)正說明了其濃厚的意識形態(tài)色彩，這并不奇怪。正如美國猶他州大學經濟學教授E.K.Hunt在HistoryofEconomicsThought：ACriticalPerspective一書序言中所說：“就我個人看來，所有的理論學家、所有的歷史學家，甚至所有人（當然包括我自己）在所有的認知活動中都明顯包含相互貫穿的價值取向�！碑斎幻恳晃唤洕鷮W家都可以堅守自己的理論信仰，但事實也是不容否認和改變的。由此可以斷定，在資源配置中存在著市場失效，因此在資源配置中不能完全排除運用政府干預手段。正如牛津大學1992年出版的《理解市場經濟》一書所言：“世界上并不存在所謂‘純粹的’市場經濟——一種所有的經濟決策都由自由市場作出的經濟。所有的市場經濟都是混合經濟�！�
　　二　創(chuàng)新驅動：轉型升級的關鍵要素
　　當熊彼特研究創(chuàng)新問題時，還沒有國民生產總值的概念。后來產生了國民生產總值概念的同時也就產生了專門的統(tǒng)計數據，隨后經濟學界通過各種定量分析來探究增長的原因。目前基本達成的共識就是，技術創(chuàng)新對財富創(chuàng)造起著核心作用，是經濟增長的內生關鍵要素。所以，目前許多國家都把創(chuàng)新戰(zhàn)略作為國家發(fā)展戰(zhàn)略的核心。不僅美國、歐盟、日本、韓國這些發(fā)達經濟體提出了創(chuàng)新教育和提高競爭力為核心的國家創(chuàng)新戰(zhàn)略，而且俄羅斯、印度、巴西、新加坡等國也先后提出本國的創(chuàng)新戰(zhàn)略和創(chuàng)新規(guī)劃。我國也不甘落后，2006年1月9日，時任國家主席胡錦濤在全國科技大會上宣布中國未來15年科技發(fā)展的目標：2020年建成創(chuàng)新型國家，使科技發(fā)展成為經濟社會發(fā)展的有力支撐，我國“十二五”規(guī)劃也制定了相應的預期性指標。甚至全球的商業(yè)領袖也對我國充滿了期待，2011年9月20日，《哈佛商業(yè)評論》對全球1379位商界領袖進行了有關“哪個國家是全球最具創(chuàng)新力的國家”問題的調查，結果顯示，美國46.3%（46.3%的商業(yè)領袖認為是美國，以下同）、中國10.4%、日本8.5%、印度6.0%、德國4.4%、韓國2.8%、巴西2.2%、新加坡2.1%、以色列2.0%、瑞士2.0%。在這個調查中，似乎中國比日本和韓國更具有創(chuàng)新力，但是令人遺憾的是，直至2013年的數據都不支持此結論。例如，在居民專利申請數量方面我們與韓、日的差距明顯。2013年，每千億美元（以2011年PPP計算）的GDP中，居民申請專利數量韓國為9739件，日本為6014件，我國為4506件。如果按人口計算，我們的差距就更大，在2013年每百萬人口中的居民專利申請，韓國3186件，日本2134件，中國519件。眾所周知，創(chuàng)新型經濟是以發(fā)展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新技術和新產品為標志的經濟。我們的經濟規(guī)模雖然很大，但是含金量卻不高。因此，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增速的減緩，積極發(fā)現培育新增長點就成為當期政府的重點任務之一。但是如何才能使創(chuàng)新落實到創(chuàng)造新的增長點上，如何才能把創(chuàng)新成果變成實實在在的產業(yè)活動，仍然是需要深化認識的。
　　首先，對創(chuàng)新的重要性需要深化認識。在經濟全球化日益深化的背景下，創(chuàng)新之所以十分重要，并不僅僅是因為可以保持經濟的增速和就業(yè)，更重要的是可以有效地抵御全球供應鏈脆弱性所引發(fā)的負能量。因為在全球價值鏈中，商品的原材料供應過程、零部件生產過程、產品組裝過程、產品交換過程的各個環(huán)節(jié)，高度分散在世界范圍內的不同國家之間，在這種新型產業(yè)組織分工形態(tài)下，參與國在受益的同時也承受著全球價值鏈隨時有可能斷裂的風險。這一點已經通過2011年日本海嘯以及2007年美國金融危機得到了印證。正如聯(lián)合國的研究報告所說：“高度一體化的全球系統(tǒng)促進了投資、貿易和經濟增長，但也給沖擊提供了蔓延的機會。如當全球供應鏈中斷時，受影響的人數遠遠超過沖擊發(fā)源國的受影響人數。”據UNDP（聯(lián)合國開發(fā)計劃署）估計，在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僅在紡織服裝行業(yè)，中國估計損失了多達1000萬個就業(yè)機會，印度損失100萬個，巴基斯坦20萬個，印度尼西亞10萬個，墨西哥8萬個，柬埔寨7.5萬個，越南3萬個。全球價值鏈引發(fā)的脆弱性不僅表現在對就業(yè)的沖擊，而且還表現在收入分配的進一步惡化。例如，2006年一項有關蘋果iPod價值鏈的研究發(fā)現，與iPod相關的所有職位中，30％位于中國，但是中國工人的收入僅為與iPod相關的工資總額的3％。再如，2010年的證據顯示，蘋果公司在iPhone生產中獲利58.5%，中國勞動力的收入卻只有最終銷售額的1.8％。而引資的地方政府為了政績，通常會對外資企業(yè)的低薪危險發(fā)展放任自流，從而使工人的勞動環(huán)境更加惡化。
　　其次，對創(chuàng)新的艱巨性需要深化認識。原因在于，創(chuàng)新形成新的增長點是需要資金投入和時間耐心的。例如在生物制藥的資金投入，美國Tufts新藥研發(fā)中心分析了2001年以前25年間的新藥研發(fā)費用情況，結果顯示，研發(fā)一種新藥平均需要投入8.02億美元。2004年，全球十大制藥企業(yè)研發(fā)投入占銷售額的平均比例為20.6%。又如在時間耐心方面，據統(tǒng)計，美國一般在研制新藥的過程中只有不到5%能夠進入臨床前研究，然后又只有2%能夠進入臨床試驗階段，即使進入臨床試驗的藥物也有80%會被淘汰，也就是說美國新藥的成功率僅為1/5000。這期間需要相當的耐心才行。而我國政府官員任職頂多10年，在這10年間很可能有許多發(fā)明專利，但是要形成新的增長點卻是需要許多條件和時間耐心的。
　　再次，對創(chuàng)新的專業(yè)化分工需要深化認識。在這方面，我們可以從2010～2012年八大技術領域專利申請的相對專業(yè)化指數來審視我們的差距和優(yōu)劣勢所在。
　　在運輸設備技術領域專利申請的相對專業(yè)化指數如下：法國0.348、德國0.334、瑞典0.202、奧地利0.094、日本0.044、韓國0.031、中國-0.241，即我國在運輸設備領域的專利申請相對專業(yè)化指數是負值，表明我國在此領域的專利份額很少。
　　在基礎化工原料技術領域專利申請的相對專業(yè)化指數如下：巴西0.231、荷蘭0.183、德國0.150、中國0.118，即我國在基礎化工原料領域的專利申請相對專業(yè)化指數是正值，表明擁有一定的份額。但是與巴西、荷蘭、德國相比，我國還有較大的差距。
　　在計算機技術領域專利申請的相對專業(yè)化指數如下：印度0.427、以色列0.308、美國0.192、加拿大0.186、芬蘭0.162、韓國0.003、中國-0.026，即我國在該領域的專利申請相對專業(yè)化指數是負值，表明我國在此領域的專利份額很少。
　　在數碼通信技術領域專利申請的相對專業(yè)化指數如下：芬蘭0.597、瑞典0.579、中國0.380，即我國在數碼通信技術領域中具有相當高的份額。
　　在光學技術領域專利申請的相對專業(yè)化指數如下：日本0.342、荷蘭0.140、韓國0.057、中國-0.259，即我國在光學技術領域的專利申請相對專業(yè)化指數是負值，表明我國在此領域的專利份額很少。
　　在制藥技術領域專利申請的相對專業(yè)化指數如下：印度0.621、瑞士0.454、比利時0.429、西班牙0.429、中國0.033，即我國在制藥技術領域的專利申請相對專業(yè)化指數是正值，表明我國在此領域擁有一定的份額。
　　在醫(yī)學技術領域專利申請的相對專業(yè)化指數如下：以色列0.513、澳大利亞0.254、美國0.252、中國-0.368，即我國在醫(yī)學技術領域的專利申請相對專業(yè)化指數是負值，表明我國在此領域的專利份額很少。尤其從生物技術專利來看，美國、歐洲、日本分別占59%、19%和17%，包括中國在內的發(fā)展中國家僅占5%。在國際疫苗市場中，葛蘭素史克、默克、惠氏、賽諾菲巴斯德這4家公司占據全球90%以上的份額�？梢�，目前跨國公司主導著全球專利藥品的市場。而我國雖然有生物制藥企業(yè)400多家，但在同質化競爭的氣候下，產業(yè)整體缺乏競爭力。
　　最令人吃驚的是在其他日用消費品技術領域專利申請的相對專業(yè)化指數方面，具體如下：土耳其0.774、俄羅斯0.304、韓國0.244、中國-0.077，即我國在其他日用消費品領域的專利申請相對專業(yè)化指數是負值，表明我國在此領域的專利份額很少。所以，加工制造業(yè)大國的國人跑到日本去搶購電飯煲和馬桶蓋也就不足為奇了。
　　總之，通過以上7個領域的專利申請相對專業(yè)化指數比較，可以看到，我國在運輸設備技術、計算機技術、醫(yī)學技術、光學技術、其他日用消費品技術領域均為負值。這就是我們的劣勢所在，也是我們可以期待發(fā)揮后發(fā)優(yōu)勢的空間。
　　但是，面臨氣候變化的挑戰(zhàn)，我們更大的差距是在與能源相關的技術創(chuàng)新領域。例如，在燃料電池技術領域專利申請的相對專業(yè)化指數方面：芬蘭0.305、日本0.290、英國0.278、中國-0.317；在地熱能技術領域專利申請的相對專業(yè)化指數方面：波蘭0.778、加拿大0.749、韓國0.193、中國-0.084；在太陽能技術領域專利申請的相對專業(yè)化指數方面：瑞士0.060、澳大利亞0.052、以色列0.048、韓國0.048、中國0.030；在風能技術領域專利申請的相對專業(yè)化指數方面：丹麥0.668、挪威0.569、俄羅斯0.421、中國0.119。從以上與能源相關的4個技術領域的專利申請來看，在太陽能、風能技術領域，我國專利的相對專業(yè)化指數為正值，表明我國占有一定的份額。但在地熱能和燃料電池領域，我國專利的相對專業(yè)化指數均為負值，表明我國在這些領域的專利申請份額較少，尤其是在燃料電池技術領域。曾記否，2009年1月頒布的《汽車產業(yè)調整振興規(guī)劃》和《節(jié)能與新能源汽車示范推廣財政補助資金管理暫行辦法》，提出3年內形成50萬輛純電動、充電式混合動力和普通型混合動力等新能源汽車產能，新能源汽車銷量占乘用車銷售總量的5%左右的發(fā)展目標。2011年12月30日，國務院又印發(fā)了《工業(yè)轉型升級規(guī)劃（2011-2015年）》，要求到2015年，新能源汽車累計產銷量達到50萬輛。2012年的《節(jié)能與新能源汽車產業(yè)發(fā)展規(guī)劃（2012-2020年）》規(guī)劃再一次重申，到2015年，純電動汽車和插電式混合動力汽車累計產銷量達到50萬輛；到2020年，純電動汽車和插電式混合動力汽車生產能力達200萬輛，累計產銷量超過500萬輛，燃料電池汽車、車用氫能源產業(yè)與國際同步發(fā)展。粗算我國在6年間曾3次提出2015年新能源汽車產銷量達到50萬輛的目標。然而截至2014年底，我國生產各類新能源汽車只有11.9萬輛，而按照普華永道中天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中國）咨詢與Autofacts業(yè)務合伙人金軍在2014年的統(tǒng)計，中國新能源汽車的銷售可能達近9萬臺的規(guī)模。我們的技術創(chuàng)新進程和預期目標差距如此之大，難道不值得我們好好深思嗎？
　　三　民生保障：人類發(fā)展的內生動力
　　我國政府在“十二五”規(guī)劃中強調：“堅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fā)展方式的根本出發(fā)點和落腳點�！�201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制定努力保持經濟穩(wěn)定增長目標時提出了一個“總體思路”，即要保持穩(wěn)增長和調結構之間的平衡，堅持宏觀政策要穩(wěn)、微觀政策要活、社會政策要托底；在制定加強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目標時提出了一個“基本思路”，即堅持守住底線，突出重點，完善制度，引導輿論；基本思路要求“更加注重保障基本民生，更加關注低收入群眾生活，更加重視社會大局穩(wěn)定”。中央為此著重在創(chuàng)業(yè)就業(yè)和精準脫貧方面做出了如下許諾：“讓貧困家庭的孩子都能接受公平的有質量的教育，不要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边@些思路和許諾的方向是正確的，但是“底線”在哪里？“底線”都包括哪些內容？這都是需要認真研究和思考的。例如，“不要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就是“以人為本”的“底線”嗎？顯然是不夠的。因為“以人為本”里的人不僅僅是孩子，還有青年、成年人、老年人。目前國際社會在研究“以人為本”的社會保障制度時，都采用“生命周期方法”（包括幼兒發(fā)展階段、從青少年到成年人的過渡階段、從成年人到老年人的過渡階段），探討如何以人為本，以培養(yǎng)其終生抗御各種風險的能力。這是因為人類在兒童、青少年及老年等人生不同階段會面臨不同的風險，需要采取不同的應對方式。聯(lián)合國有關報告特別指出人生的某些階段至關重要：嬰兒出生后的前1000天、畢業(yè)生從校園步入職場以及離開職場邁入退休階段。在這些人生關鍵階段面臨的挫折將難以克服，并可能產生深遠影響。所以在以人為本的社會，民生保障問題絕不僅僅像政府承諾蓋多少保障房或修幾條馬路辦幾件實事那么簡單，衡量一個國家是否以人為本的標準是人類發(fā)展指數。
　　人類發(fā)展指數是聯(lián)合國早在1990年提出的一個涵蓋收入、教育和健康三個維度的綜合衡量指標，其目的是用于代替GDP以便全面、正確反映人類發(fā)展所取得的進展、成就和問題。后來人類發(fā)展指數又增加了不平等、性別和貧困三個指標。更為重要的變化是在2014年，聯(lián)合國將目光從人類發(fā)展所取得的成就延伸到所面臨的危險和波動，尤其是那些會給窮人和準窮人等受剝奪更嚴重的群體造成影響的因素，提出了降低脆弱性，增強抗逆力，促進人類持續(xù)進步的理念。提出上述理念的目的就在于審視社會保障政策是否可靠，是否足以幫助個人和社會應對負面事件。運用這些信息就可以判斷公共政策是否以人為本，判斷人類發(fā)展目標是否得到充分滿足。
　　在構建民生保障體制時，尤其應該引起我們高度重視的有兩個問題：一個是“結構性脆弱”人群，即那些因個人經歷或遭受社會不平等待遇而比其他人更加脆弱的人。這種脆弱性一旦形成會持續(xù)很長時間。在這方面，殘疾人在“結構性脆弱”人群中十分突出。由于殘疾人認知、智力或身體上的障礙削弱了他們獲取信息的能力或行動能力，使得他們難以參與經濟、社會和政治活動，甚至使得他們無法及時應對各種突發(fā)的自然災害。尤其是殘疾人就業(yè)率較低，所以殘疾人會相對貧窮。要知道，這類結構性脆弱人群在中國的數量要比整個法國人口數量還多。2010年，我國有8502萬殘疾人（占當時全國總人口的6.5%），如果按殘疾程度分，輕、中程度殘疾的有5984萬人，重殘的有2518萬人；如果按殘疾類型分，言語殘疾有130萬人，智力殘疾有568萬，精神殘疾有629萬人，視力殘疾有1263萬人，聽力殘疾有2054萬人，肢體殘疾有2472萬人，多重殘疾有1386萬人。
　　另一個是不平等現象的脆弱性。當前這種不平等現象的脆弱性突出表現為財產和收入的不平等現象的脆弱性。據聯(lián)合國機構估計，世界上最貧窮的2/3人口所獲取的收入只占了全球總收入的不到13%，而最富有的1%人口卻擁有近15%的全球總收入。除收入外，目前世界上最富有的1%人口掌握著全球將近一半的財富，全球最富有的85位富豪所擁有的財富相當于最窮的1/2人口的財富總額。這種不平等現象已經超過一定程度，不僅導致了社會疏離感、社會動蕩，甚至破壞了社會凝聚力和阻礙了社會流動，并助長社會緊張情緒，任其發(fā)展下去必將導致國內不穩(wěn)定。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增長取得了長足的進展，但是財產和收入不平等的加劇卻十分令人擔憂。這可以從2003～2012年的三個指標來衡量。
　　第一個指標是基尼系數。在49個極高人類發(fā)展水平組員中，智利最高為52.1%，瑞典最低為25%；在52個高人類發(fā)展水平組員中，塞舌爾最高為65.8%，烏克蘭最低為25.6%，我國屬于此組，為42.1%。在上述101個經濟體中，只有20個左右經濟體的基尼系數比我國還高。
　　第二個指標是1/5人口收入比值（即20%最富有人口與20%最貧窮人口的平均收入之比所得的值）。在49個極高人類發(fā)展水平組員中，智利最高為13.5，斯洛伐克最低為3.6；在52個高人類發(fā)展水平組員中，巴西最高為20.6，白俄羅斯最低為3.8，我國屬于此組，為10.1，這表明我國20%最富有人口的平均收入是20%最貧窮人口平均收入的10.1倍，而同屬于轉型經濟的斯洛伐克為3.6倍，白俄羅斯為3.8倍。
　　第三個指標是帕爾瑪比值，即國民總收入中10％最富有人口的總收入與40％最貧窮人口的總收入的比值。在49個極高人類發(fā)展水平組員中，智利最高為3.5，匈牙利最低為1.2；在52個高人類發(fā)展水平組員中，哥倫比亞最高為4.5，白俄羅斯最低為0.9，我國屬于此組，為2.1。這表明，我國10%的最高收入群體的收入是40%最低收入群體收入的2.1倍。而同屬于轉型經濟的匈牙利為1.2倍，白俄羅斯僅0.9倍。
　　上述三個指標足以反映我們的財產和收入分配領域的不平等現象是如何嚴重。在此我們應該記錐21世紀資本論》作者皮凱蒂對中國讀者的提醒：“若認為腐敗是導致極為不公的財富不平等和財富過度集中的唯一根源，就想得過于簡單了。其實私人資本的積累和分配過程本身就具有使財富集中且往往過度集中的強大推動力�！币苍S正因為如此，我國不平等現象的脆弱性不僅存在于財產和收入領域，而且存在于教育、醫(yī)療、供水、衛(wèi)生以及安全等基本公共服務領域。不足為奇的是，同其他國家一樣，我國經濟界也存在一種心照不宣的假設，就是只有當經濟增長帶來更高收入以后，才能夠為全民提供基本的社會保障。但現實存在的典型事實擊碎了這種機械看法。例如，哥斯達黎加、丹麥、韓國、挪威以及瑞典等國政治制度各不相同，但這些國家在實現工業(yè)化，躋身富裕國家行列以前，在人均收入相對較低的發(fā)展階段就邁出了為全民提供基本的社會保障的第一步。哥斯達黎加在1949年人均GDP為2123國際元（以1990年作為比較標準）時就在教育投資、公共衛(wèi)生以及社會保障等領域采取綜合民生保障措施；瑞典在1842年人均GDP僅為926美元時就在國內推行兒童義務教育，在1891年人均GDP1724元時就頒布了《疾病保險法》；丹麥在1892年人均GDP2598元時頒布了《疾病保險法》；挪威在1894年人均GDP為1764元時頒布了《強制事故保險法》。這些事實說明，提供面向全民的基本公共服務的民生保障并不總是以較高的國民收入為前提，相反，在哥斯達黎加、丹麥、韓國、挪威以及瑞典等國家，它們是在推行面向全民的基本公共服務的民生保障制度后才出現了經濟騰飛。究其深層原因，這些國家都秉承平等主義和團結的精神，認為享受基本公共服務等民生保障是公民的一項基本權利。如果不具備這種意識，那么以人為本、和諧社會等愿望就會離我們越來越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