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鶚，眼淚的力量

劉鐵云（劉鶚，1857 1909）于 20 世紀第一個十年創(chuàng)作的通俗游幕 小說《老殘游記》（1906 1907）素來被視為社會批評小說之一種，而在 其書的自敘中卻專門圍繞哭泣一事展開詳述，不免令人費解：


嬰兒墮地，其泣也呱呱；及其老死，家人環(huán)繞，其哭也號啕。 然則哭泣也者，固人之所以成始成終也。其間人品之高下，以其哭 泣之多寡為衡。蓋哭泣者，靈性之現(xiàn)象也，有一分靈性即有一分哭 泣，而際遇之順逆不與焉。……
靈性生感情，感情生哭泣。……吾人生今之時，有身世之感情， 有家國之感情，有社會之感情，有種教之感情。其感情愈深者，其 哭泣愈痛：此鴻都百煉生 [ 作者筆名 ] 所以有《老殘游記》之作也。
（《老殘游記》自敘）

作者在自敘中詳述哭泣，實屬 一種古怪的選擇，而評論家們?yōu)榇颂岢�，在一個國難當頭、社會動蕩的時 代，一位良知未泯的學(xué)者完全有理由感到悲傷。這種解釋雖不能說完全沒
有道理，卻遮蔽了作者在哭泣與人性之間建立的根本聯(lián)系。劉鐵云所持之 言，正是波特所認為的中國未有之義，即：情感（sentiment）在人類身份與群體的定義中占據(jù)的中心地位 。我們擁有一種天生的能力，可以通過 哭泣這一行為，來表達痛苦、悲傷與折磨，劉鶚正是用此種能力來衡定人性的概念。情感是一種與生俱來的素質(zhì)，它將一切人性置于平等的地位之 上，而不論其社會與政治上的分隔。它是人類在爭取終極平等之時永遠可 以訴諸的最小公分母。與此同時，情感又重新劃定了社會等級與社會區(qū)隔，為規(guī)范人類社會的秩序設(shè)立了一種新的原則：感覺強度的大小與感覺 真實性的程度高低。于是，一個人哭泣得越多，其人性便越偉大。又因為 哭泣與際遇之順逆不與焉，所以即便一個快樂的人在一個快樂的時代 過著快樂的生活，他或她仍然必須以哭泣來證明自己擁有靈性，也就 是人性。
波特所持之論，基于她在鄉(xiāng)民之間展開的田野調(diào)查，無論從歷史的 角度出發(fā)還是以民族志的視角觀察，均有立足不穩(wěn)之處。她所謂［在中 國社會］沒有一種把社會結(jié)構(gòu)建立在情緒紐帶之上的文化思想（1988， 185）， 不僅 抹殺了 在帝國晚期（ 明清）興起 的活 躍的情 教（the cult of qing），還忽略了在 20 世紀發(fā)生的一次劃時代的轉(zhuǎn)變，情緒（或愛）由此 成為社會生活與文化生活中的關(guān)鍵詞。波特將中國人的情緒生活簡化為一 系列的肌肉抽搐，即眨眼；在情的本土話語和舶來的浪漫主義知 識相遇之際，劉鐵云的這篇自敘，正可提供一例絕佳的反證。而且劉鶚的 情感哲學(xué)，也只是中國多元、異質(zhì)、擴散性的情感話語之一種，這套話語 存在于大量廣泛的文本之中，圍繞著愛、感覺、欲望、同情等話題展開討 論，這也正是本書的主要論題。……我在本書中意在突出并強調(diào)一種現(xiàn)代性的根本轉(zhuǎn)變：以 表達情緒的術(shù)語重新定義個人身份與社會性的概念，換言之，即以情緒作為一種新的社會秩序的合法性基礎(chǔ)。
……

情感的話語如何崛起


從晚清民國（1890 1900 年代）到五四及后五四時期（1920 1940 年代），情感的話語一直在文學(xué)與通俗文化的領(lǐng)域中占據(jù)著支配性的 地位。在晚清，在寫情小說、林紓（1852 1924）翻譯的域外小說（林 譯小說）、鴛鴦蝴蝶派的言情小說和五四及后五四時期的浪漫派作品里，情感同時在主題與意識形態(tài)兩個方面彰顯其身。情感的理念是帝國晚期情教概念演變而來的，隨著 20 世紀初浪漫主義自由戀愛的理想和弗洛伊德性欲理論的輸入，經(jīng)歷了一次復(fù)雜的轉(zhuǎn)變過程。這一過程以碰撞、盜用、壓制為標志，在社會、文化、政治發(fā)生改革與革命的時代，不可避免地同重議并再造個人身份與群體的方式捆綁在一起。
20 世紀初，伴隨著通俗出版物的驚人崛起，情感第一次成為一種文學(xué) 類型自覺使用的標簽即情感小說。其先驅(qū)者吳趼人（吳沃堯，1866 1910）是一位多產(chǎn)的小說家和散文家，以譴責小說聞名于世。吳趼人于1906 年創(chuàng)作的中篇小說《恨海》與林譯經(jīng)典《巴黎茶花女遺事》（1899 年） 成為通俗愛情小說文體的奠基性文本。世人稱此類小說為鴛鴦蝴蝶派小說（鴛蝴小說），而對其影響力與讀者群的認真評述，則直至近年才開始出 現(xiàn)。徐枕亞（1889 1937）的風(fēng)行之作《玉梨魂》（1914）標示著鴛蝴小 說達到了頂峰，在接下來的幾十年里，以文言和白話兩種語體各自寫就的 愛情長篇和短篇小說始終不輟，擠占著小說月報、文學(xué)副刊、娛樂雜志乃至政治日報上的文字空間。 情感小說排山倒海式地登場，當然躲不過在當時剛剛完成專業(yè)化的知識分子們的法眼。他們在同樣的印刷媒介上，就情感小說的技法與社會功用性發(fā)表了一番居高臨下的高談闊論。
五四運動雖然未能撼動鴛蝴派的市場地位（實際上，后者對于讀者群體的牢牢把握，始終是令五四作家與知識分子感到挫敗、憤恨的因素 之一），卻在文化領(lǐng)域內(nèi)將鴛蝴派及其關(guān)于情感的詩學(xué)一并推入了邊緣地 帶。與鴛蝴派將情感渲染為一種美德不同，五四一代主張將愛情視為 自由、獨立、平等的象征。胡適（1891 1962）的獨幕劇《終身大事》（1919） 為 自由戀愛（free love）的五四式表達設(shè)定了一個基調(diào)，將其呈現(xiàn)為一場發(fā)生在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東方與西方、封建與啟蒙、虛偽與真實、遲暮與青 春之間的戰(zhàn)爭。馮沅君（1900 1974）和丁玲（1904 1986）等女性作家， 對戀愛中的年輕女性展開描寫，鮮明而生動地刻畫她們的激情、熱忱與反 叛的勇氣，并憑此聲名鵲起，享譽全國。灌注在五四小說中的感覺強度， 在一種新式散文中得以爆發(fā)，對傳統(tǒng)中國文化的腐朽與虛偽展開了熾烈的 攻伐。
在五四反傳統(tǒng)精神的驅(qū)動下，1920 年代早期成為自由戀愛的鼎盛時 期。短篇小說與散文如恒河沙數(shù)，大舉鞭撻專制的家庭制度和對女性的壓 迫，并爭取更大的個人自主與自由。然而，到了 1920 年代晚期和 1930 年代，自由戀愛同時遭受兩個陣營的發(fā)難：激進主義陣營批判其布爾喬亞式 的局限性，保守主義陣營則譴責其對社會道德和婚姻家庭制度的腐蝕。與 此同時，一場圍繞愛情、婚姻與性進行討論的社會論爭，以心理學(xué)、社會 學(xué)和歷史學(xué)論文的形式展開，形成了一次名副其實的爆發(fā)。在此，戀愛或多或少地卸掉了它在過去幾十年中承受的道德負重，進入到日常生活現(xiàn)象 領(lǐng)域。求愛以及夫妻之愛的技術(shù)，已可在《戀愛 ABC》一類的指導(dǎo)手冊中 習(xí)得。同樣是在這一時期，性跳出了浪漫愛的影子，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 的社會話題，也變成了激進主義的表達工具。盡管有一小部分無政府主義 者把性奉為實現(xiàn)普世解放的一種途徑，但越來越多的聲音都出面譴責自由 戀愛 / 自由性愛對社會風(fēng)俗和國家大計造成的惡劣影響。政治理論家們更 是大聲疾呼，提出為了把全副身心毫無保留地獻給國家，戀愛的法則必須服從革命的律令。

在一個以啟蒙、民族主義、女性解放和商業(yè)文化為特征的時代，情感的觀念何以如此重要？本研究考察文學(xué)創(chuàng)作、知識分子寫作和通俗作品 中的情感話語，旨在借此理解隱伏在情感中心化之下的概念性與社會性議題，并特別處理以下問題：打破中國的傳統(tǒng)中定義個人身份的方式，用情 與性欲取代親族或鄉(xiāng)土的紐帶作為個人身份的基礎(chǔ)，其意義何在？諸如 多情人浪漫派兒女英雄等基于情感的主體，象征著何種意識形態(tài)的信念與價值？以及，究竟在何種意義上，情由無性化的道德向浪 漫愛、性欲和愛國熱情的意義變遷，從而成為現(xiàn)代中國自我、性別和群體 概念演變的組成部分？

……現(xiàn)代主體首先且首要是一種情感性的主體，而現(xiàn)代民 族則首先且首要是一種同情式的社群。浪漫小說沉溺于書寫低回徘徊、顧 影自憐的情中人，將個體塑造為自我中心、自成一體、道德自主的單體。 于是，民族由此獲得了其最為理想的主體，并通過訴諸一種普世的人性概 念，而將自身與諸如家庭一類的排他性結(jié)構(gòu)區(qū)分開來。換言之，在民族共 同體中，歸屬性差異與社會等級至少在理論上是無效的。每一個人與民族 之間的關(guān)系，都可以憑借其公民身份而達到同等、公平，這在浪漫的母題 中進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反復(fù)演練：不顧家族門第與社會地位，與任何一名 公民同胞相愛、結(jié)婚。浪漫的心靈展示出一種隨緣與沖動的特性，對于民 主民權(quán)和原生民族歸屬的理想而言，是一種最難抗拒的支持。五四反傳統(tǒng) 者以自由戀愛和愛國主義之名猛烈攻擊儒家家庭，民族主義也是他們最強大的同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