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初，重慶還困在百年不遇的高溫大旱之中，忽接錢兄大群先生電話，得悉其力作《唐律疏義新注》(以下簡稱《新注》)殺青付梓，將作為十一五期間國家重點圖書出版，心身為之一爽，當即就情不自禁地對著話筒高聲祝賀起來。我確實高興：為年屆七旬而學術青春不衰的老朋友又取得了唐律研究新進展!為中國法律史學界和唐史學界添了新成果!
咬定青山不放松。大群教授就屬于這種性格的學者。20多年了，他全身心撲在自己選準的領域里，孜孜不倦地精耕細作，不論寒去暑來，任憑世風變幻，他依然那么儒雅，那樣從容!在唐律研究的世界里，他享受著精彩，享受著樂趣，享受著人生!天道酬勤。有什么樣的耕耘就有什么樣的收獲。于是，一本一本專著接踵面世。
在唐律和唐代法制研究領域，大群先生為學界所稱道的，絕非僅僅是筆耕勤奮、論著豐富，印象更深的還是他總有新見，而且敢于提出新見，并且堅持經過自己深思熟慮的那些新見。如唐律《律疏》在宋代以后就有《唐律疏義》與《唐律疏議》兩種書名，清代雖然兩種稱謂都用，但《四庫全書》國家版本稱為《唐律疏義》，這符合唐代長孫無忌等人為《律》撰義疏的初衷(見錢大群《(唐律疏議)結構及其書名辨析》，載《歷史研究》2000年第4期)。因此，他堅持把自己的大作定名為《唐律疏義新注》。又如，他撰文明確指出，唐律不是諸法合體的法典，唐代在整個立法上并不是民刑不分(見《論律、令、格、式與唐律的性質》，載《法學研究》1995年第5期)。再如，在大陸法史學界幾乎一邊倒地認為《唐六典》是行政法典的時候，他連連撰文力辯《唐六典》非行政法典，指出唐代法律體系中沒有行政法典，《唐六典》從未作為行政法典行用，不具有法律的屬性，更不是行政法典(參見錢大群《(唐六典)性質論》、《(唐六典)不是行政法典》，載《中國社會科學》1989年第6期、1996年第6期)。如此等等。他的諸多新見為法史學界所認可，特別是后兩大觀點，影響甚巨，目前大多數高校法史教學已采用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