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收錄的文章，除了作者都是我，還有沒有其他的共同之處呢？乍一看，這些文章非常零散，缺少一致的主題。其中，關于新型市場的文章，將20世紀60年代的金融潮流和蠢行視為經濟、社會結構性變遷的癥狀，該文章與關于近代西方最不市場導向的思想家克爾凱郭爾的文章被收入同一文集，似乎有點不倫不類。本書認為亨利·福特是最后的平民主義者，他一方面實現了19世紀有關農業(yè)的理想和杰斐遜式夢想；另一方面又否定了兩者。將福特與關于日本經濟奇跡內部動力以及當今浪漫一代人（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的痛苦與迷茫并列，似乎有些牽強。
盡管本書所錄文章的主題非常多元，但都有一個共同的主旨和基調，我稱之為社會生態(tài)。
雖然在任何大學的課程、學科目錄中都找不到該術語，但社會生態(tài)唯一的新穎之處是其名稱。作為一個主題和人文領域，社會生態(tài)具有悠久的光榮傳統(tǒng)，甚至可以一直追溯到古希臘的希羅多德和修昔底德，近代著名學者托克維爾和白芝浩也是該領域的重要代表人物，社會生態(tài)的基調則是亞里士多德對人的著名定義政治動物。正如亞里士多德所知（雖然很多引用其觀點的人并不明白），這意味著社會、經濟是人的創(chuàng)造，對人而言是自然的，脫離了這些要素，就不能深入理解人；還意味著社會、經濟是一個真實的環(huán)境、實實在在的整體，用一個流行的術語來講，就是一個完備的系統(tǒng)，其中任何要素都與其他要素密切相關，為了看清，更是為了準確地理解相關狀況，人、思想、制度、行為必須被作為一個整體看待。
社會生態(tài)學家的研究往往無視市場、學術等領域的傳統(tǒng)界限，讓各學科的專家感到不安。例如，托克維爾屬于自由主義還是保守主義？白芝浩呢？社會生態(tài)學家強調，每一項進步都會付出相應的代價，使那些善良的自由主義者不悅的是，社會生態(tài)學家注重風險或權衡，而不是進步。而且他們也知道，社會、經濟構成的人文環(huán)境，同自然環(huán)境一樣，往往處于動態(tài)、不均衡狀態(tài)，而非均衡狀態(tài)。因此社會生態(tài)學家強調，目標明確的創(chuàng)新是保存?zhèn)鹘y(tǒng)的方式他們幾乎從來都不用保守這個術語。
社會生態(tài)學家確信，現有的學科劃分過于狹隘，相關方法的局限性非常大，不能有效概括相關知識、行為、事件等具有重大意義的領域；同樣，自然生態(tài)學家知道，沼澤或沙漠的劃分是基本事實，也是植物學、鳥類學、地質學為數不多的專用工具。因此，社會生態(tài)學家很少局限于某一學科。我認為，很難明確指出本書的哪一章是研究管理的，哪一章是探討政府或政治理論的，哪一章是分析歷史或經濟的。目標決定使用的工具，但這些工具從未登上學界的大雅之堂。
研究人的各種社會維度（社會、經濟、制度）的學者往往假定，運用理性能夠完全理解其研究的主題。的確，他們的目標旨在發(fā)現能夠用科學證明的規(guī)律。然而，人類的許多行為往往被視為非理性的，即由外部因素決定，如他們所謂的規(guī)律。區(qū)別于上述學者，社會生態(tài)學家假定自己的研究主題過于復雜而永遠不能被完全理解，這一點與自然生態(tài)學家同行對自然環(huán)境的假設相同。正是出于這個原因，社會生態(tài)學家才會要求（與自然科學領域的同行一樣）個人做出負責任的行為，并對自身行為有意或無意導致的后果承擔個人責任。
我的前一本著作《技術與管理》（Technology, Management and Society）（出版于1970年），聚焦于過去常常所說的物質文明：工商企業(yè)及其結構、管理、工具；技術及其歷史等。本書則側重于經濟與社會進程，包括盡快把握根本性的經濟和社會變革、思想（經濟的、社會的）與行為之間的關系、特定傳統(tǒng)（美國的或日本的）背景下能否繼續(xù)行之有效的事物、在工業(yè)社會和大政府的復雜結構中有效發(fā)揮領導力的條件等。但本書最終的主旨與前一本著作相同，都旨在理解人（作為管理者、政策制定者、教師、公民等）所處的特定環(huán)境，即作為有效且負責任行為之前提的社會生態(tài)。
我非常確定，絕非每位讀者都認可本書的觀點；我衷心地希望讀者對每篇文章的觀點提出異議。在很久以前我就已經知道，實際上，最嚴重的錯誤并不是由于提供了錯誤的答案，而是提出了錯誤的問題。我真心希望讀者，包括企業(yè)高管、政府行政人員、父母及子女、政策制定者、普通公民、教師、學生等，都能夠認可本書提出的問題。即使那些嚴重質疑作者的觀點、結論，甚至帶有偏見的讀者，我仍舊希望他們因閱讀本書而心情愉悅。

彼得·德魯克
美國加州克萊蒙特市
1971年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