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前一段時間媒體上有個比較熱門的話題，就是恢復高考四十周年。我也是一位“三屆生”，于1977年12月參加了“□□”之后的□□次高考并被錄取，成為廈門大學歷史系七七級新生中的一員。真正使我與臺灣歷史結(jié)緣的是大學四年級，那一年系里面的老師給我們開設(shè)了很多門的選修課，其中有系主任陳碧笙教授開的《臺灣地方史》，使我對臺灣歷史產(chǎn)生了比較濃厚的興趣，于是就報考了陳碧笙老師的研究生，當時的專業(yè)是“中國地方史”（后改為“專門史”），研究方向是“臺灣歷史”。結(jié)果十分幸運被錄取了，成為當時剛成立不久的廈門大學臺灣研究所的首屆研究生（當時陳碧笙老師也兼任臺灣研究所的首任所長）。
　　1984年底，研究生畢業(yè)之后，我就留在廈大臺灣研究所從事臺灣歷史的研究工作。當時的所長是陳在正教授，之后接任的是陳孔立教授，二位先生都是我在歷史系十分熟悉和敬重的老師，為人和藹熱情，又都是做歷史研究的，其嚴謹?shù)闹螌W的理念與治學的方法為我們樹立了良好的榜樣。而二位先生對晚輩的提攜、鼓勵與督促，更是不遺余力，率領(lǐng)我們外出參加重要的學術(shù)會議，指導我們完成學術(shù)課題。如果說我在學術(shù)研究的道路上有什么值得稱道的成績或收獲的話，那么，首先應(yīng)該感謝的就是陳碧笙老師、陳在正老師和陳孑L立老師。
　　時間過得真快，今天距我進入臺灣研究所已經(jīng)三十余年了，當年的年輕小伙了也成了年近古稀的老人，加上健康的原因，學術(shù)研究對于我來說，已經(jīng)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本書所收集的大部分是我近十多年發(fā)表的論文，分為六卷。卷一為清代前期的臺灣歷史，共有五篇文章，分別探討了施瑯《臺灣棄留利弊疏》的背景與動機、雍正年間臺灣“番”地開墾的政策、臺灣道與臺灣船政、清代臺灣的科舉移民以及遷臺移民與福建祖籍原鄉(xiāng)、原族的關(guān)系等問題；卷二為晚清臺灣歷史，共有四篇文章，分別討論了同治初年戴潮春的□□、1874年日本出兵侵臺事件、丁日昌的治臺政績以及晚清臺灣電報的創(chuàng)辦等問題。關(guān)于晚清臺灣電報的創(chuàng)辦，以往的論著多有提到，但對1895年臺灣割讓后中日雙方對閩臺海底電報線的交涉，世人很少關(guān)注，這也是本文寫作的初衷之一；卷三為光復初期的臺灣歷史，共有兩篇文章，均與二二八事件有關(guān)。我的導師陳碧笙教授原來為閩臺建設(shè)協(xié)進會的成員，光復初期即為臺灣的建設(shè)奔走呼號，建言獻策。二二八事件發(fā)生之后，又偕同閩臺各界代表乘軍機飛赴臺灣調(diào)查慰問，所以《記二二八前后的閩臺建設(shè)協(xié)進會》一文的撰寫也隱含有紀念先師的意義在內(nèi)；卷四為臺灣民間信仰，共有三篇文章。媽祖和保生大帝信仰之所以在臺灣廣泛傳播，地方官員的推動功不可沒，其中即包括首任諸羅縣令季麒光在內(nèi)。另外，清代對于媽祖加封“天后”一事記載不詳，加之原始檔案的缺失，不少學者對媽祖加封“天后”的時間有所誤解。本卷通過□□史料進行考證，還歷史以本來面目；卷五為臺灣地方文獻，也有三篇文章。本人之前除了曾參與整理蔣毓英的《臺灣府志》之外，近些年來也陸續(xù)發(fā)掘整理出版了《臺灣志略》《巡臺錄》《蓉洲詩文稿》《東寧政事集》《行間紀遇》《清威略將軍吳英事略》等塵封湮沒達二三百年之久的臺灣珍稀文獻史料，盡管與我的學兄陳支平教授整理出版的動輒幾十冊乃□□百冊的大型文獻資料相比，這只能算是小打小鬧，甚至連小打小鬧也談不上。不過，看到經(jīng)過努力尋覓之后，塵封湮沒已久的文獻資料得以重見天日，從而推動相關(guān)方面的研究進一步深入發(fā)展，心中還是甚感欣慰的；卷六為附錄，三篇文章中，前兩篇雖然都是參加相關(guān)學術(shù)研討會的論文，但與臺灣歷史無關(guān)，□后一篇《大陸臺灣史研究三十年的回顧與感想》雖與臺灣歷史的研究有關(guān)，但卻不是正式論文，故將此三篇作為附錄收入。
　　□后值得一提的是，上述文章中有若干篇是我歷次受邀參加□□□□□□□臺灣史研究中心舉辦的學術(shù)研討會所撰寫的論文，這些文章得以在學術(shù)研討會上宣讀，向與會的專家學者交流請教，并進一步得到充實，謹借此機會向□□□□□□□臺灣史研究中心表示以衷心的感謝。
　　2006年本人在臺海出版社出過《臺灣歷史研究》的論文集，故本書以《臺灣歷史研究》續(xù)編名之。
　　本論文集承蒙九州出版社慨允出版，郝軍啟和肖潤楷二位編輯在出版過程中付出了辛勤的勞動，其一絲不茍的精神令本書增色不少，謹此一并致謝。
　　因本人學識所限，書中如有舛誤疏漏之處，尚祈讀者不吝指教為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