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是“曹文軒兒童文學獲獎作品”中的一冊,收錄有長篇小說節(jié)選如《楓林渡》《紅瓦黑瓦》,有短篇小說代表作如《媽媽是棵樹》,有散文代表作《童年》,還有獲獎圖畫書文本《羽毛》等。雖體裁和題材各有差異,其美的質地卻驚人的一致,文字中透出濃濃的鄉(xiāng)土情懷和文學詩意。
我的作品究竟是什么樣的作品?有時,我會追問。
我知道,我的作品就是我的作品,是一種與時下流行的或不流行的作品都不太一樣的作品。我從寫作的那一天開始,就基本上維持著這樣一種寫作,不是沒有變化,但無論怎樣變,也還是我的作品,始終沒有因變化而變得竟然判若兩者。一晃過去了那么多年,長長短短地寫了那么多篇(部),將它們聚攏在一起時,怎么看,都是一家子,一個家族,一個血統(tǒng),沒有一篇(部)讓人會起疑心:它是這個家族的嗎?個別作品也許看上去有點兒不太像,但若文學上也有基因認定,得出的結論一定是: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九……是這個家族的。
事實上,我在寫作上一直在尋求突破,但這種突破是在堅持一種基本美學原則的前提下的突破,是在同一體制內的突破,而不是顛覆性的、革命性的突破,一切都可以改變,唯獨血統(tǒng)是不可改變的,我始終在維持這個家族的尊嚴,因為我從來也沒有輕視更未蔑視過這個血統(tǒng),我需要做的就是讓這個家族的所有成員一個個都是好樣的。
我是一個逆行者,我的作品也是逆行者。在隨風飄逝和逆風飛揚這兩種風采之間,我更喜歡后者。小時候撐船,就喜歡逆流而上,埋下屁股,將竹篙繃得像張弓,聽浪頭撞擊船頭噗嚕噗嚕地響,很興奮。遇大風天氣,一樣喜歡頂風而行。身體前傾,衣服鼓脹,或像旗幟一樣嘩啦嘩啦地響,風撲打在臉上,麻酥酥的,也很興奮。歲月如流如風,還是童年時代落下的脾氣,喜歡迎著人流而不喜歡被人流裹挾。這些年,我在寫作上沒有東張西望,沒有隨大流,選擇的常常是站住或是逆行,我并不認為只有前方才有好風景。我取這樣的姿態(tài),源于我對文學基本面的認同。文學確實在變,但怎么變,它還是文學,總不可以變得不是文學;久媸呛愣ǖ,不會改變的,改變的僅僅是它的形式。我們可以尋覓,但基本面是不用尋覓的,它就在那兒,從它產生的那一天起它就在那兒了。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了它,我不能離開它,哪怕是片刻。它是我必須堅守的山頭、陣地、城堡。我在它之上,看到了滾滾風塵,在孤獨中也有一番驕傲:人們終將回來,因為前面什么也沒有。
我自然也有前方,卻不是這種意義上的前方。
我愿意我的作品永遠具有詩性。我的小說標準很簡單:它不是詩,卻應當具有詩性。與詩性相關的詞有“意境”“氣韻”“情調”“雅興”等。我喜歡在小說中有這樣一些東西。不是有意為之,而是自然而然的貫注。我只有在這樣的感覺中才可以寫作。小說的思維,歸根結底是詩的思維。既然具有詩性,那么小說就不再是對生活的簡單模擬。因為生活常常是灰色的,缺乏詩性的。小說是為了人們可以□□生活,在博大的人文關懷中,使閱讀者得到精神上的升華。小說不可以用它的全部去模仿生活,應當用相當大的一部分來引導生活,讓生活來模仿它,而這部分小說理所當然地要具有詩性。詩性是一種高度、一種境界,人類一旦完全失去了詩性,就等于回到了蠻荒,好在文學一直在向人類提供這種詩性。
詩性意味著向善、向美。
我不想用小說去展示來自生活的惡和丑,更不會用小說去強化惡和丑。從這個意義上說,詩性也是一種對抗,對生活的對抗。我以為,小說的真正深刻,并不是來自對生活實相的摹寫,而是來自對生活的對抗。這種對抗,可以是劍拔弩張的,也可以是另一種策略:用神圣、典雅、高尚、悲憫、寬容等加以凈化、改造和呼喚。我讓我的作品在更多的時候選擇了后者,因為我更相信后者的力量。
曹文軒,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席團委員,北京作家協(xié)會副主席。
著有長篇小說《山羊不吃天堂草》《草房子》《紅瓦》《根鳥》《細米》《青銅葵花》《火印》《蜻蜓眼》以及“大王書”系列、“我的兒子皮卡”系列等。
創(chuàng)作圖畫書《遠方》《小野父子去哪兒了?》《飛翔的鳥窩》《羽毛》《柏林上空的傘》等五十余種。學術性著作有《中國八十年代文學現(xiàn)象研究》《第二世界——對文學藝術的哲學解釋》《二十世紀末中國文學現(xiàn)象研究》《小說門》等。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曹文軒文集”(19卷)!都t瓦》《草房子》《青銅葵花》等被譯為英文、法文、德文、希臘文、日文、韓文、瑞典文、丹麥文、葡萄牙文、俄文、意大利文等七十余種文字。
獲全國兒童文學獎、宋慶齡文學獎、冰心文學獎、國家圖書獎、輸出版圖書獎、金雞獎編劇獎、中國電影華表獎、德黑蘭國際電影節(jié)“金蝴蝶”獎、北京市文學藝術獎等重要獎項六十余種。2016年獲得國際安徒生獎,是中國□□位獲此殊榮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