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禮通考》二百六十二卷，卷首四卷。卷首第一、第二為《禮經作述源流》，卷首第三、第四為《歴代禮制沿革》。 “五禮”之名，始見于《周禮·大宗伯》，即吉禮、兇禮、軍禮、賓禮、嘉禮。五禮覆蓋了古代社會的全部禮節(jié)。在秦蕙田之前，專門通考禮的著作有兩部最為著名，一部是南宋朱熹《儀禮經傳通解》。此書是朱熹未竟之作，后來由朱熹門人黃榦、楊復分別為之續(xù)補《喪禮》《祭禮》，使之五禮粗具，但“體例未備”。另外一部就是清初徐乾學《讀禮通考》，秦蕙田對《讀禮通考》大為稱賞，認為其“規(guī)模義例，具得朱子本意”，然惜其只涉及喪禮（兇禮），于其他四禮尚屬闕如禮。故秦蕙田畢幾十年之功，編纂《五禮通考》，意在取兩家之長、補兩家之短。 《五禮通考》的編纂體例，“通”，既有共時的通，即每述一義，必網羅眾說；也有歷時的通，即每記一制，必上起先秦，下迄明末，古禮近制，靡弗該載。而“考”，則是每述一義，每記一制，必有案斷，必有折中，以“蕙田案”列入條下。 《五禮通考》成書之后，當時頗多溢美之詞，如《四庫全書總目》稱其“考證經史，原原本本，具有經緯，非剽竊饾饤、掛一漏萬者可比，較陳祥道等所作，有過之無不及矣�！� 當然《五禮通考》在當時資料搜集遠沒有現在方便的情況下，從浩如煙海的史料中搜集與禮相關的各種材料，并將其分門別類、條析縷分，確有不世之大功；然其容易流于材料的堆積羅列，而缺少灼見。盡管有“蕙田案”，但限于體例，對于禮學上糾葛多年的問題，只是下按斷，不能給出自己充足的分析。且文中引用材料有不實、不詳、舛誤處，比如題為引正史禮儀志，但實際內容出于《通典》或《文獻通考》。 本冊為《五禮通考》第六十一卷至第九十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