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周 濂

在一本小冊子里深入而全面地介紹洛克，顯然是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約翰?鄧恩趨易避難，明智地將洛克的思想生活提煉為兩個大問題：“人類的認知何以可能？以及，他們應該如何生活？”顯然，這不僅是哲學家的問題，也是所有人——無論生活在哪個時代——的共同問題。
這本小書共分三章，分別是“生平”、“基于信任的政治學”，以及“認識、信念與信仰”。這樣的安排干凈利落地體現(xiàn)出鄧恩的三個核心觀點：首先，強調(diào)哲人生活之于思想的重要性——這也是“劍橋?qū)W派”思想史研究的宗旨所在；其次，把“基于信任的政治”視為洛克zui重要的政治學遺產(chǎn)；zui后，主張只有從神學背景出發(fā)才能真正地理解洛克哲學。
上世紀60年代，以彼得?拉斯萊特、鄧恩、昆廷?斯金納和J.G.A.波考克為代表的“劍橋?qū)W派”異軍突起，他們從歷史學的角度出發(fā)，主張對政治思想史中的偉大文本進行語境化的理解，因為這些偉大論述往往出自危機時代，是由深刻卷入時代紛爭的“一個個活生生的、思考著的、感受著的人寫出來的”。
但凡對政治思想史稍有了解的人，都會認同這個判斷。公元前399年，柏拉圖親歷蘇格拉底之死，對雅典民主制喪失信心，自我放逐地中海，周游各邦苦思zui佳政體之形式，遂成《理想國》一書；公元410年，“永恒之都”羅馬城慘遭西哥特人洗劫，為警示塵世之城的統(tǒng)治者，奧古斯丁從基督教義出發(fā)解釋羅馬陷落的前因后果，寫下《上帝之城》；1641年，英國內(nèi)戰(zhàn)如箭在弦上，為求自�；舨妓怪鲃恿魍霭屠�，此后十年他的政治著述幾乎與英國政局變遷保持同步的節(jié)奏：1642年霍布斯完成《論公民》，同年英國爆發(fā)內(nèi)戰(zhàn)，1649年查理一世被處死，與此同時霍布斯動筆撰寫《利維坦》。這樣的名單可以拉得很長，康德、黑格爾、詹姆斯?密爾，以及20世紀的以賽亞?伯林、卡爾?施米特、列奧?施特勞斯、漢娜?阿倫特、約翰?羅爾斯，都不只是書齋里的學者、圈椅中的哲人，還以各自的方式回應時代的危機和挑戰(zhàn)。
相比上述哲人，洛克對政治的介入有過之而無不及。1666年，時年34歲的洛克遇見沙夫茨伯里伯爵，按照鄧恩的說法：“在隨后的十四年中，他‘學習順從’沙夫茨伯里的奇思妙想，并且分享了庇護人跌宕起伏的命運�！甭蹇俗冯S沙夫茨伯里反對皇權專制，深度介入1679年的《排斥法案》以及1683年刺殺查理二世的“黑麥屋密謀”。在思想上，沙夫茨伯里也深刻地影響了洛克關于經(jīng)濟事務、宗教寬容和政治合法性的觀點，經(jīng)典名著《政府論》正是創(chuàng)作于“排斥危機”時期，直接目的是替輝格黨人的反對事業(yè)做辯護。
按照這一思路，很容易產(chǎn)生這樣的印象：洛克的思考受制于歷史的局限，對于解決今天的政治問題并無幫助。有趣的是，在一篇訪談中，鄧恩坦承，在寫完博士論文之后一度失去了研究洛克的熱情，理由正是“洛克在很大程度上僅僅是他那個時代的政治思想家”。所幸鄧恩后來意識到，雖然洛克的政治思考立足特定的宗教背景和政治環(huán)境，現(xiàn)代人既無法移植他的前提，也不能照搬他的結論，但是洛克仍有不少令人豁然開朗的政治洞見。
事實上，將《政府論》與同時代的政治小冊子混為一談是極為荒謬的事情。沒錯，它的確分享了特定的時代特征與問題意識，但是《政府論》以及后來的《人類理解論》《論宗教寬容》之所以成為名垂青史的偉大作品，恰恰在于它們在試圖回應緊迫的時代問題的同時嘗試回答永恒的人類問題。某種意義上，鄧恩創(chuàng)作這本小書的主要動機就是為了揭示洛克思想的歷史性與永恒性、地方性與普世性的內(nèi)在張力。
在洛克的所有觀點中，鄧恩zui為激賞關于“信任”的思考。按照洛克的觀點，人“依靠信任而活著”，信任的根基在于人對于上帝的信仰，這是維系人類生活的關鍵所在。無神論的zui大威脅在于，它用互相對立的個人利益取代自然法作為人類信任的基礎，結果卻摧毀了人類信任的基礎。由此可見，要想在根子上把握人類生活，就必須同時理解信任的不可或缺和岌岌可危。一方面，以政治生活為例，任何好的政治秩序都必須建立在信任的基礎之上，為了獲得和平以及隨之而來的“安全、舒適和豐饒”，“人們通常都愿意信任統(tǒng)治者，哪怕這份信任遠勝于后者所應得”。但是另一方面，信任又始終處在岌岌可危的狀態(tài)，當統(tǒng)治者背叛信任，違反法律，傷及臣民時，人民將擁有反抗暴君的革命權。
可想而知，洛克的革命權理論在當時的英國極具煽動性，為此他煞費苦心地試圖削弱其現(xiàn)實影響力�？墒窃卩嚩骺磥�，真正值得玩味的地方在于，這個看似極端的理論植根于英國人特殊的憲政傳統(tǒng)和政治文化，因此有可能削弱它的普適意義。鄧恩指出：“革命對洛克來說不是一種報復行為，而是一種復原行為，是對遭到破壞的政治秩序的再造。”對于多數(shù)英國人來說，誅暴君論和革命權理論不僅順理成章，而且他們具備如此行動的“政治能力”�？蓡栴}在于，這個理論并不適用于“從來沒有合法政治秩序可供恢復的地方”，因為在這些地方，所謂革命更像是“報復”，而與“重建”或者“修復”無關。鄧恩指出：“洛克自己所理解的革命權的核心在于，如此這般的共同體保護自身的行動的權利和能力。他從不認為僅憑正當?shù)膱髲托袨榫湍軣o中生有地創(chuàng)造出一個嶄新的公民社會。”
作為洛克專家，鄧恩zui大的理論貢獻在于確立了洛克研究的新范式：主張基督教的神啟思想是理解洛克哲學的關鍵所在。按照鄧恩的解讀，洛克的核心觀點，無論是人人平等、自由、私有財產(chǎn)、政治權威的合法性根據(jù)，還是人的道德知識，乃至于自然科學，zui終都立足神啟與上帝的意志。對洛克來說，“真正的道德知識，如同真正的自然科學一樣，超出了人類自身的能力范圍”。換言之，沒有上帝的指引，不僅真正的道德生活不復可能，真正的自然科學也不復可能。
回到洛克思想生活的兩個大問題：“人類的認知何以可能？以及，他們應該如何生活？”鄧恩的結論是，洛克給出的回答缺乏說服力，他關于diyi個問題——人類可以認識什么——的認識愈清晰，他對于第二個問題——人類何以有理由過自己的生活——的認識就愈加不可信。因為歸根結底，對于“人類僅憑自己的理性，能否在現(xiàn)世過上良好生活？”這個問題，洛克始終充滿懷疑。
這真是一個讓人失望的結論。不過好在，哲學家之為哲學家，不在于他給出了令人信服的答案，而在于他為我們提供了思考問題的方法和范式，哪怕zui終證明此路不通。就此而言，雖然現(xiàn)代人深受洛克失敗的影響，但洛克無須為成問題的現(xiàn)代生活負責任。
人類僅憑自己的理性，能否在現(xiàn)世過上良好生活？這是哲學家的問題也是所有人的問題，我們無法推諉責任，我們和哲學家一樣有責任認真地回答這些永恒的人類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