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故事
    2002年，一家名為麥金尼錫爾弗（McKinney&Silver）的廣告代理公司發(fā)布了一則廣告，迅速吸引了人們的眼球--“絕不模仿”。這就是該代理商為了幫助客戶說服消費者，使奧迪轎車比市場上其他競爭對手高出一籌而設計出的宣傳口號。“絕不模仿”的平面廣告讓人感到震撼。一副兩頁展開的廣告，左邊是灰色而光滑的奧迪A轎車Avant，右邊是車頭、前臉的圖片，配有“絕不模仿”幾個蝕刻白色大字。這些光滑、微小的廣告頗具效果，“絕不模仿”短短數(shù)個字使常見的促銷活動變成了“多層次的溝通方案，對音樂、電影、文學和體育領域的創(chuàng)新者倍加推崇”。諸如搖滾傳奇人物大衛(wèi)?鮑伊（DavidBowie）和影星威廉姆?梅西（WilliamH.Macy）等知名人士被奉為奧迪轎車“絕不模仿哲學”的典范，他們都是才華橫溢的藝人，都“擁護絕不模仿方式”。
    這一標語一直都與所有奧迪汽車有所聯(lián)系，到了2007年才宣告結束。問題是，為什么該廣告能夠維持如此之久？為什么其他廣告更迭頻繁，而單單這則告誡我們絕不模仿的簡單廣告能夠如此長久？因為它觸及了一種根植在美國人心靈深處的恐懼。它映射出我們多么厭惡變得平凡或者被別人視為溫順有余、缺乏頭腦，就像羊群中的一只羊兒。“絕不”一詞足以說明一切。該詞看似平實，但卻說明了在任何情況下，我們都不應將標準降到最低。這也同樣說明了，做追隨者不如做領導者好。迅速拒絕充當追隨者的不只是美國人。英國首相托尼?布萊爾就曾在就任之初聲明：“大英帝國不是追隨者，而是領導者。”通過回顧歷史，我們不難看出，美國人一貫具有反抗權威、“絕不模仿”的心態(tài)。1683年佛蘭德斯神父眼中的本土美國人，“他們認為每個人都應該有自己的看法，他人不應該對此設置障礙”；另有人說，“要控制美國的部落是最難不過的事情了。”他們根本不知道“馬勒和嚼子各為何物”。然而歐洲人卻等級分明，處于較低階層的人只能順從高高在上的人，顯然本土美國人對這一習慣驚詫不已。
    直至18世紀初中期，多數(shù)歐洲裔美國人仍舊認為他們做事的方式不會受到挑戰(zhàn)。社會有貧有富、有尊有卑、有強有弱、等級分明，他們對此感到滿意。但是，美國獨立戰(zhàn)爭改變了這一切。正如歷史學家伯納德?貝林（BernardBailyn）所寫，“戰(zhàn)爭所引發(fā)的爭執(zhí)和態(tài)度造成了不斷重復的其他爭執(zhí)，這些爭執(zhí)破壞了古老統(tǒng)治的前提。”有10年時間，社會沒有嚴格固守分明的等級分明，對最高權利的蔑視，“從殖民地的媒體傾瀉而出，從美國一半的教堂中傳出。以合法的方式反抗法定權威的權利、需要和絕對義務已經(jīng)成為普遍的呼聲”。“反抗”取代了“順從”，成為了“信仰的原則”。換而言之，拒絕遵守代替?追隨領導，這在當時被視為必要并適當?shù)淖龇�。在新英格蘭（NewEngland）一家教會的小部分激進人士甚至否定了“人類在信仰和禮拜方面的權威”。一旦宗教性的反抗融入政治性的反抗，挑戰(zhàn)高層人士儼然變得稀松平常，甚至成為值得表揚的事情，也是表示反抗最明顯的方式。這種反政府、反權威的態(tài)度，多年來被視為美國文化的精髓。正如政治科學家塞繆爾?亨廷頓（SamuelHuntington）所說，平等、自由、個性、法制和民主正是構成美國信條的觀念，美國信條明確體現(xiàn)出，“反對權力、質疑政府是權力最危險的表現(xiàn)方式，也是美國政治思想的基本主題。”換句話說，這是一種政治文化，其中任何事情都比僅僅充當一個追隨者要好。資本主義文化進一步培養(yǎng)了人們反抗的習慣。在19世紀的美國，亞歷山大?漢密爾頓（AlexanderHamilton）宏偉的帝國主義夢想與托馬斯?杰斐遜（ThomasJefferson）的民主理想融合在了一起。“結果，崇尚民主的個體點燃了創(chuàng)造非凡成就的熱情，想要產(chǎn)生一種奇怪的個性類型，既非單純的漢密爾頓也非單純的杰斐遜，而是將兩者融合，如同霍雷肖?阿爾杰（HoratioAlger）筆下的主人公。”阿爾杰寫過大量通俗的赤貧和巨富故事，故事中的男青年除了決心和動力以外一無所有，卻從貧窮走向了富有，贏得了喝彩。每個故事的寓意都顯而易見：成功會眷顧那些富于個人主義、積極進取的人，而不是那些滿足于順從他人的人。換句話說，現(xiàn)在看來美國的民主體系似乎與政治體系聯(lián)系在一起。比起團隊，兩種體系都更加重視創(chuàng)業(yè)的個人。因為我們不愿附和他人，這使得領導者和追隨者的生活都變得更加復雜起來。更有甚者，這給他們和我們都帶來了負擔。在這樣一個國度中，人們在革命之初就拒絕尊敬那些身處權威地位的人，聽從他人命令絕無榮耀?言。實際上，美國獨立戰(zhàn)爭，或者更準確地說，激發(fā)美國獨立戰(zhàn)爭的那些觀念創(chuàng)造出了一種文化。至少在特定的情形下，與服從相比，人們更佩服違抗，即使現(xiàn)在也依然如此。這并非說美國人通常會尊重違法亂紀的人。正如前文所述，憲法和法律所體現(xiàn)的法制精神是我們信仰的核心之一。但是同時，這也并不意味我們對傳統(tǒng)和順從給予特別高的評價�；叵胍幌�，美國人的原型就是一個不愿意順從他人的慣例，就是一個不滿足于平凡的普通人，一個更喜歡特立獨行的牛仔。阿歷克西?德?托克維爾（AlexisdeTocqueville）在他的名著《論美國的民主》（DemocracyinAmerica）一書中寫道，美國人“不會認可本國人任何無可爭辯的偉大或者出眾的表現(xiàn)。”相反，他們“將自己的判斷作為檢驗真理最明顯也最簡單的方法。”盡管通常情況下托克維爾所提到的獨立性受人尊重，但是并不會有助于你更加容易地進行管理和領導。實際上，用托克維爾的話來講，一種國家的文化中“一般情況下，以任何人的話作為任何事情的證明都會被視為一種災難”，運用領導力注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托克維爾所指的反抗含義更為根本和深遠。因為，不僅領導者的角色和聲譽岌岌可危，追隨者的角色和聲譽也面臨著危險。拒絕承認任何人“無可爭辯的偉大或者出眾的表現(xiàn)”就是對個性和獨立性的獎賞。少了什么即是追隨者，少了什么即是羊羔一只。對追隨他人的恐懼正因為追隨者一詞在美國被視為一種侮辱，在領導力范疇中人們向來對此避之不談。領導力專家約翰?加德納（JohnGardner）就不喜歡追隨者一詞，他甚至連用都不用。加德納寫道：“追隨者一詞隱含著被動和依賴，非常適合用來描述那些與領導對話的人。有鑒于此，我應該經(jīng)常使用選民一詞。”其他學習領導力的人士也同樣遠離追隨者一詞，他們認為成為追?者有些低人一等。因此，除了使用選民一詞，也常常用到其他隱晦的詞語。這些詞語包括助手、成員和下級等等。更有甚者，如沃頓商學院（WhartonSchool）的邁克?尤西姆（MichaelUseem）。盡管他明確表示，與專為上級領導者而寫的書相比，他的一本名為《領導上級：如何領導老板以實現(xiàn)雙贏》（LeadingUp：HowtoLeadYourBossSoYouBothWin）的書是為那些處于下級地位的人而寫的，書的命名旨在敦促人們“即使組織或者上級沒有鼓勵我們，我們也要自告奮勇。”然而，因為無論以何種方式去“領導”都要優(yōu)于任何方式的“追隨”，所以尤西姆支持前者拒絕后者。即使追隨者一詞以前使用過，但我仍有某種強烈的感覺需要為其正名和解釋。在《21世紀的領導力》（LeadershipintheTwenty-FirstCentury）一書中，約瑟夫?羅斯特（JosephRost）認為，盡管別人認為使用追隨者一詞顯得過于謙遜，他個人認為“使用該詞沒有任何問題”。但是，他隨后又解釋自己并不認為追隨者是“被動的”。他堅持認為這是一種過時的思維方式，反映了在過去幾十年中，領導者是“命令式和主動式的”，追隨者是“服從式和被動式的”。羅斯特解釋道?如今情況不同了，領導者不等于高人一等，而追隨者不再等于低人一等�？偟膩砜�，在領導力專家中羅斯特的觀點具有代表性。無論如何，他們和我們都不愿被視為動態(tài)的、無情的機器，一方注定永遠處于統(tǒng)治地位，而另一方永遠被統(tǒng)治。近0年來，大多數(shù)時間中領導力的教育和開發(fā)變成了主要的業(yè)務，這種敏感性相當盛行。然而，另一方面，我們對領導者又很著迷，同時我們也不愿意表現(xiàn)出小看追隨者。在過去幾年，我們比以往更愿意使用追隨者一詞，比以往更愿意承認追隨者是領導力過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使用該詞我們不必擔心有失身份。有一位學者曾表示，“越來越多的作者表示模范式的、明星級的、勇敢的追隨者是組織成功的前提條件。”人們消除了視追隨者“膽小如老鼠、溫順如羔羊”的刻板印象，這些專家認為優(yōu)秀的追隨力很重要，非常重要。然而，對追隨他人的恐懼使得我們不愿去深入研究追隨力，這種恐懼迷惑我們使我們認為領導者和追隨者之間的權力很容易共享，實則不然。特別是在美國企業(yè)界，我們不太愿意承認一個明顯的事實，組織中的高層人員一般主導著低層人員。權力關系?在令人不悅的事實，我們對此閃爍其詞，我們使用語言麻痹自己，讓自己產(chǎn)生與事實不符的想象。近來流行的、尤其是在美國企業(yè)界中流行的詞匯和術語，有授權、參與、團隊、分配領導力等等，所有這些詞體現(xiàn)了一個平等的競技場，但這并非事實。盡管近幾年來組織層級扁平化的現(xiàn)象為數(shù)不少，就算這種現(xiàn)象還不占大多數(shù)。一般而言，領導者和管理者都控制得很好。事實上，無論使用哪個詞來表達，在大多數(shù)組織的體系和結構中，依然是上級控制下級。喬安娜?席拉（JoanneCiulla）曾評價“授權”一詞為最陰險的詞語。授權其職員“按照自己的方式擔當領導”的雇主被認為是很開明的，他們最愿意模糊組織層級中高層和底層人員的界限。問題在于，對授權的承諾常常是空洞而虛假的。這并不意味著真正地分享權力，授權反而是操縱，為的是讓下級認為他們與上級的關系在某一基本層面上產(chǎn)生了變化。再次聲明，這并非說授權一詞從概念上是不真實的。比爾?喬治（BillGeorge）和彼得?西蒙斯（PeterSims）在他們的新書《真北》（TrueNorth）中明確提到，“如果互相尊重是讓人們最好地發(fā)揮自己的基礎，那么對其授權需要采取步哪些驟呢？”這便指向了承諾和實際之間一直存在的差距。在美國企業(yè)界，最基本的權力關系并未改變。統(tǒng)計顯示，從2003-2005年這三年期間，共有425萬美國工人以不情愿的方式離開工作崗位，這可謂最突出、最引人注目的實例。因此，我們至少可以說，在上級有權解雇下級的情況下，與其說授權和分享領導力等詞是事實，不如說僅僅是幻想而已。我們渴望回避追隨力，有時甚至這種推理都如此折磨我們。羅斯特寫道：“追隨者并無追隨力，追隨者具有領導力。領導者和追隨者所構成的關系即為領導力。領?力的新學派中并不存在追隨力。”那么這里的邏輯又是什么呢？為何只有領導力而無追隨力？追隨者為何沒有追隨力？如果權力、權威和影響力對人類而言不過算是固疾，那么他所謂的“領導力的新學派”又是什么意思呢？這就是在威廉?斯泰�。╓illiamStyron）每部小說都重復出現(xiàn)的主題：“人類悲劇性的一面在于支配他人。”當我告訴幾位同事我在撰寫一本關于追隨者的書時，他們堅持認為不可能。他們解釋說，每位領導者都是追隨者，對此我表示同意。但是，他們又宣稱每個追隨者同時也是領導者。很遺憾，對此我不敢茍?。誠然，處于頂端的人也很容易摔下來。因此，他們別無選擇，如果他們要確保追隨者與自己站在一起，就只能跟隨他們的追隨者，但是相反則不然。雖然在某些情況下追隨者有可能實踐領導力，“管理上級”，但是在其他情況下則是不可能的。有時候，追隨者在各個方面、每時每刻都服從或者同情掌握權力和權威地位的人�？偠�言之，對于下級能夠隨意并很容易地影響到級這一想法，無論多么令人興奮，在多數(shù)情況下只不過是誤導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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