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體而言，實施誘惑偵查的主體只能是偵查人員以及偵查機關(guān)的代理人（即偵查人員指揮下的其他人員）。一般而言，普通公民在特定情形下可以成為誘惑偵查的行為實施者。這些人參與誘惑偵查具有偵查人員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時這些人員的出現(xiàn)正是表明了同犯罪行為作斗爭是每個公民應盡的社會義務，每個公民都應當具備這種協(xié)助偵查機關(guān)打擊犯罪行為，維護社會穩(wěn)定的良好社會責任感，所以在偵查機關(guān)需要特定的人員協(xié)助偵破案件，并征得該當事人的同意時，這些人也就成為偵查機關(guān)的代理人。這里有一個問題值得注意，就是普通公民能否成為誘惑偵查的行動計劃者。關(guān)于該問題在西方有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普通公民可以成為誘惑偵查的計劃者，但該公民本身不得參與犯罪或給犯罪提供幫助，否則將承擔共同犯罪的責任；另一種觀點認為普通公民不是司法人員也不是偵探，不能成為誘惑偵查的計劃者。筆者認為，普通公民個人不能成為誘惑偵查的計劃者，如果沒有偵查人員的安排、授意則無權(quán)實施誘惑偵查。對出于陷害他人的目的而教唆他人犯罪，將被教唆人實施的犯罪行為報告給偵查人員，并將其抓獲的行為，不是誘惑偵查，而是陷害教唆。有的國家，如希臘、波蘭等均明文規(guī)定對實施陷害教唆者要追究刑事責任。
　　所以我們必須明確，非偵查機關(guān)的其他人員參與偵查活動，只能在偵查人員的主持下，并在偵查機關(guān)的絕對掌控中行事，不得在偵查機關(guān)的偵查活動之外實施偵查行為。一旦僭越了雷池，都是違法行為，都將難逃法律的制裁。有鑒于此，“偵查機關(guān)的代理人”這一概念就沒有必要在誘惑偵查的定義中單獨提示出來了。
　　第二，實施誘惑偵查的目的是偵查犯罪，獲取對犯罪嫌疑人提起刑事指控的證據(jù)。而實施誘惑偵查的價值也正在于它的取證意義。因為某一犯罪現(xiàn)象的存在已經(jīng)給社會造成了嚴重的危害性，但由于缺少證據(jù)，犯罪行為人難以確定，為了偵破案件，獲取犯罪證據(jù)而實施誘惑偵查。這樣一來，偵查機關(guān)就能夠有效地利用偵查資源，及時偵破犯罪案件，節(jié)約偵查成本，提高偵查效率。但任何事物都具有兩面性，誘惑偵查作為一種秘密偵查手段同樣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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