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希金的詩歌之于我們

普希金或許是在中國被閱讀*多的外國詩人之一，我們一直在閱讀普希金，我們依然在閱讀普希金，那么，他和他的詩歌之與我們究竟具有怎樣的意義呢？

首先，閱讀普希金就是在閱讀俄國詩歌，就是在閱讀俄國文學，普希金作為“俄國文學之父”，理應成為我們在接近俄國文學和詩歌時邁出的第一步。普希金1837年2月10日去世時，當時的俄國報刊上寫道：“俄國詩歌的太陽隕落了�！痹谒�之后數十年間，俄羅斯人逐漸意識到了他的創(chuàng)作對于俄國文學乃至整個俄羅斯民族的重大意義。作為俄國文學史上第一位“職業(yè)詩人”，普希金體現出了對于文學的民族意識和民族風格的自覺追求，別林斯基認為，普希金的偉大功績就在于他是“初次覺醒的社會意識之代表”。普希金在創(chuàng)作中有意識地貼近俄國的生活和俄羅斯人，后來構成19世紀俄國文學傳統(tǒng)之內涵的許多因素，如反專制和農奴制的自由立場、對人的個性和尊嚴的捍衛(wèi)、“多余人”和“小人物”形象等，均發(fā)端于普希金的創(chuàng)作。與此同時，他還幾乎為俄國文學的所有體裁樹立了樣板，為現代俄羅斯文學語言的確立做出了奠基性的貢獻。普希金在短暫的一生中幾乎憑借一己之力，便完成了俄國文學的現代化進程，果戈理因此感嘆：“這樣的俄羅斯人兩百年后才能再出一位�！备窭锔呃镆�夫更是驚呼：“普希金就是我們的一切！”陀思妥耶夫斯基1880年6月8日在莫斯科普希金紀念碑揭幕典禮上的講話中，更是把普希金稱為“全人”，視作俄國文學和文化崛起的標志，普希金從此成為俄語詩歌、俄國文學和俄羅斯文化的象征。我們閱讀普希金和他的詩歌，即便不能解開俄國文學在他之后迅速崛起的“斯芬克斯之謎”，也一定能感受到俄國詩歌的太陽冉冉升起時的燦爛光芒。

其次，普希金的詩歌穿越兩百余年的時間和數千公里的空間抵達我們，至今仍保持其獨具的詩歌審美價值。就詩歌題材而言，普希金是一個極具包容性的詩人，個人情感和社會生活，愛情和友誼，城市和鄉(xiāng)村，文學和政治，祖國的歷史和異鄉(xiāng)的風情，民間傳說和自然景致等等，在他的抒情詩歌中都得到了反映，所有這些題材都像一縷縷平行的紅線，自始至終貫穿在普希金的抒情詩創(chuàng)作中。他是愛情和友誼的歌手，也是頌揚自由的公民詩人；他是歡樂和憂傷的表達者，也是富有激情和幻想的詩歌先知�？傮w地看待普希金的抒情詩，其特色主要就在于情緒的熱烈和真誠、語言的豐富和簡潔以及形象的準確和新穎。詩歌中的普希金和生活中的普希金一樣，始終以一種真誠的態(tài)度面對讀者和世界。無論是對情人和友人傾訴衷腸，是對歷史和現實作出評說，還是對社會上和文學界的敵人進行抨擊，普希金都不曾有過絲毫的遮掩和做作。在這一點上，普希金血液中涌動著的非洲人的激情、世襲貴族的榮譽感也許起到了某種作用，而面對詩歌的使命感和神圣感則無疑是更直接的原因。普希金抒情詩歌在語言上的成就在其同時代詩人中獨占鰲頭，一方面，普希金的詩歌語言包容進了浪漫的美文和現實的活詞、傳統(tǒng)的詩歌字眼和日常的生活口語、都市貴族的慣用語和鄉(xiāng)野民間流傳的詞匯、古老的教會斯拉夫語和時髦的外來詞等，表現出極大的豐富性，通過抒情詩這一*有序、*有機的詞語組合形式，他對俄羅斯民族語言進行了一次梳理和加工，使其表現力和生命力都有了空前的提高；另一方面，普希金的詩歌語言又體現出一種獨特的簡潔風格，即“簡樸和明晰”，在普希金這里沒有任何“多余的”詞和音節(jié)，他善于在相當有限的詞語空間里盡可能多地表達感情和思想，體現出高超的藝術簡潔。果戈理在總結普希金的這一詩語特征時寫道：“這里沒有滔滔不絕的能言善辯，這里有的是詩歌；沒有任何外在的華麗，一切都很樸素，一切都很恰當，一切都充滿著內在的、不是突然展現的華麗；一切都很簡潔，純粹的詩歌永遠是這樣的。詞匯不多，可它們卻準確得可以顯明一切。每個詞里都有一個空間的深淵；每個詞都像詩人一樣，是難以完整地擁抱的�！毙枰�指出的是，正是普希金詩歌所具有的這種“簡樸和明晰”的風格特征，給其詩歌的翻譯帶來了巨大的困難。普希金與中國的偉大詩人李白一樣，在任何一種語言的譯作中往往都會顯得過于“簡單”，過于“通俗易懂”，而*“簡單”、*“通俗”的詩在原作中往往是*偉大的詩，太簡單的翻譯處理往往會降低那些傳世杰作的魅力，而違背原作的美化和復雜化，又往往是對那些大詩人的誤譯和背叛，這的確讓譯者有些左右為難。但悖論的是，普希金的詩歌又一直被我們不斷地重譯著，再版著，被中國一代又一代中國讀者帶著尊重和摯愛閱讀著。換句話說，無論在原作還是在漢譯中，普希金的詩都是純粹的抒情詩，滲透其中的詩人情感及其表達方式已經突破了語言的界限。

*后，普希金之于中國的意義首先在于，他是飛入中國人閱讀空間的第一只俄國文學的春燕。20世紀的第一年，普希金的名字就出現在中國的報刊上，當時曾有“普世經”“伯是斤”“普式庚”等譯名。1903年，上海大宣書局出版了一本題為《俄國情史，史密士瑪麗傳，一名花心蝶夢錄》的小說，這其實就是普希金《大尉的女兒》的譯本。此書不僅是第一部譯成漢語的普希金作品，也是第一部以單行本形式出版的漢譯俄國文學名著，它構成俄國文學在中國譯介和傳播的起點。中國的俄國文學譯介傳統(tǒng)始自普希金，始自“俄國文學之父”，這不僅是一個驚人的巧合，而且也是一個富有象征意義的開端。但是，普希金的詩歌進入中國卻很晚，比他的小說竟然晚了十幾年，直到1927年，由孫衣我翻譯的普希金的《致詩友》一詩才刊登在《文學周報》第4卷第18期上。不過，十年之后，在紀念普希金去世一百周年的1937年，中國出現了第一個普希金接受高潮，上海舉行了隆重的紀念會，出版多種文集，并樹立起普希金紀念碑。又過了十年，1947年，由羅果夫和戈寶權合編的《普希金文集》由上海時代出版社出版，其中收有數十首普希金詩歌，這部《文集》多次再版，產生巨大反響，普希金詩歌創(chuàng)作全貌基本呈現在了漢語讀者眼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普希金與其他俄蘇著名作家一樣，乘著中蘇友誼的東風闊步進入漢語，成為家喻戶曉的外國詩人。中國改革開放之后，中國學者對于普希金的譯介和研究更上一層樓，僅《普希金全集》就相繼出版三種，各種《普希金詩集》更是多達數十種，普希金有不止一首詩作被收入中國的中小學語文課本，比如《假如生活欺騙了你》和《致凱恩》等。此外，中國已經形成自己的“普希金學”，中國學者寫作并出版了許多關于普希金生活和創(chuàng)作的專著，每年發(fā)表的相關論文更是數目可觀，碩士博士研究生也經常以普希金的創(chuàng)作為題撰寫學位論文。到目前為止，中國學者共撰寫關于普希金的論文約一千篇，專著約30部。普希金在中國似已不再是一位外國詩人，他已被當作一位中國人自己的詩人來閱讀和理解。就這一意義而言，我們閱讀普希金，就是在閱讀中國的普希金譯介史，閱讀中國的普希金學。人民文學出版社此番推出新網格本版《普希金詩選》時，責編柏英女士特意選入了不同年齡段譯者在不同歷史時期的譯詩，目的可能就是給出一個普希金詩歌近百余中國接受史的一個側面。

當然，普希金和他的詩歌也與一切文學經典一樣，應該是常讀常新的。在當下閱讀普希金，或許可以帶入某些時代新意。比如說，我們在之前很長一段時間里更多地推崇普希金反抗現實、宣揚個性的“自由精神”，而在后蘇維埃時代的普希金學中，普希金及其詩歌中原本就存在著的寬容和虔誠等成分則得到了越來越多的關注。在2020年6月6日由俄聯邦國際人文合作署舉辦的題為“我們閱讀普希金”的國際視頻會議上，俄國東正教都主教吉洪神父就作了題為《普希金的精神特性》的發(fā)言，他娓娓道來，詳細論證了普希金的道德感和信仰。普希金及其詩歌，的確是一個存儲著各種情感和思想元素的百科全書，而當下，一個更為全面地接受普希金及其詩歌的時代似乎業(yè)已到來。

對于一個詩歌愛好者而言，閱讀普希金可以是畢生的事業(yè)，因為閱讀普希金也就是在閱讀自己，要像茨維塔耶娃那樣讀出一個“我的普希金”來；對于我們這個詩歌閱讀民族而言，閱讀普希金也可以成為一場跨越代際的接力，閱讀普希金這樣一位外國詩人，其實也是在親近我們的母語詩歌，在論證我們的詩歌語言和詩歌文化的國際屬性。

——劉文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