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學出版社自一九五一年成立起,就承擔起向中國讀者介紹優(yōu)秀外國文學作品的重任。一九五八年,中宣部指示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籌組編委會,組織朱光潛、馮至、戈寶權、葉水夫等三十余位外國文學專家,編選三套叢書——“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叢書”“外國古典文藝理論叢書”“外國古典文學名著叢書”。
人民文學出版社與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進行翻譯和出版工作。一九六四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成立,是中國外國文學的研究機構。一九七八年,“外國古典文學名著叢書”更名為“外國文學名著叢書”,至二〇〇〇年完成。這是新中國一套系統(tǒng)介紹外國文學作品的大型叢書,是外國文學名著翻譯的奠基性工程,其作品之多、質量之精、跨度之大,至今仍是中國外國文學出版史上之最,體現(xiàn)了中國外國文學研究界、翻譯界和出版界的非常高的水平。
歷經(jīng)半個多世紀,“外國文學名著叢書”在中國讀者中依然以系統(tǒng)性與普及性著稱,但由于時代久遠,許多圖書在市場上已難見蹤影,甚至成為收藏對象,稀缺品種更是一書難求。在中國讀者閱讀力持續(xù)增強的二十一世紀,在世界文明交流互鑒空前頻繁的新時代,為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的需要,人民文學出版社決定再度與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合作,以“網(wǎng)羅經(jīng)典,格高意遠,本色傳承”為出發(fā)點,優(yōu)中選優(yōu),推陳出新,出版新版“外國文學名著叢書”。
人民文學出版社自一九五一年成立起,就承擔起向中國讀者介紹優(yōu)秀外國文學作品的重任。一九五八年,中宣部指示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籌組編委會,組織朱光潛、馮至、戈寶權、葉水夫等三十余位外國文學權威專家,編選三套叢書——“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叢書”“外國古典文藝理論叢書”“外國古典文學名著叢書”。
人民文學出版社與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根據(jù)“一流的原著、一流的譯本、一流的譯者”的原則進行翻譯和出版工作。一九六四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成立,是中國外國文學的*高研究機構。一九七八年,“外國古典文學名著叢書”更名為“外國文學名著叢書”,至二〇〇〇年完成。這是新中國第一套系統(tǒng)介紹外國文學作品的大型叢書,是外國文學名著翻譯的奠基性工程,其作品之多、質量之精、跨度之大,至今仍是中國外國文學出版史上之*,體現(xiàn)了中國外國文學研究界、翻譯界和出版界的*高水平。
歷經(jīng)半個多世紀,“外國文學名著叢書”在中國讀者中依然以系統(tǒng)性、權威性與普及性著稱,但由于時代久遠,許多圖書在市場上已難見蹤影,甚至成為收藏對象,稀缺品種更是一書難求。
“外國文學名著叢書”的封面為網(wǎng)格圖案,因而被藏書者稱為“網(wǎng)格本”。“網(wǎng)格本”問世幾十年來,收到幾代讀者的喜愛,為外國文學在中國的傳播,增進中外文化交流,做出巨大貢獻,堪稱對新中國讀者影響*大的外國文學叢書之一。
在中國讀者閱讀力持續(xù)增強的二十一世紀,在世界文明交流互鑒空前頻繁的新時代,為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的需要,人民文學出版社決定再度與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合作,以“網(wǎng)羅精品,格高意遠,本色傳承”為出發(fā)點,優(yōu)中選優(yōu),推陳出新,出版新版“外國文學名著叢書”。
值此新版“外國文學名著叢書”面世之際,人民文學出版社與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謹向為本叢書做出卓越貢獻的翻譯家們和熱愛外國文學名著的廣大讀者致以崇高敬意!
編委會名單
(以姓氏筆畫為序)
1958—1966
卞之琳 戈寶權 葉水夫 包文棣 馮至 田德望
朱光潛 孫家晉 孫繩武陳占元 楊季康 楊周翰
楊憲益 李健吾 羅大岡 金克木 鄭效洵 季羨林
聞家駟 錢學熙 錢鍾書 樓適夷 蒯斯曛 蔡儀
1978—2001
卞之琳 巴金 戈寶權 葉水夫 包文棣 盧永福
馮至 田德望 葉麟鎏 朱光潛 朱虹 孫家晉
孫繩武 陳占元 張羽 陳冰夷 楊季康 楊周翰
楊憲益 李健吾 陳燊 羅大岡 金克木 鄭效洵
季羨林 姚見 駱兆添 聞家駟 趙家璧 秦順新
錢鍾書 綠原 蔣路 董衡巽 樓適夷 蒯斯曛 蔡儀
2019—
王煥生 劉文飛 任吉生 劉建 許金龍 李永平 陳眾議 肖麗媛
吳岳添 陸建德 趙白生 高興 秦順新 聶震寧 臧永清
譯本序
黃雨石
約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1857—1924),原籍(帝俄統(tǒng)治下的)波蘭,其父是一位愛國詩人,曾翻譯過莎士比亞及雨果的作品,后因在華沙參加波蘭民族委員會的秘密政治活動,全家遭沙俄政府流放,其時康拉德年僅四歲。流放生活艱苦異常,康拉德十一歲時父母即相繼去世,不得不由舅父收養(yǎng)。他多次表示愿上漁船工作,一八七四年終于離開波蘭前往法國的馬賽。幼年艱辛生活的經(jīng)歷以及始終不能安于異國環(huán)境的心情,使他患下嚴重的抑郁癥。
一八七八年四月,他開始在一條英國船(馬菲斯號)上工作,不久隨船到達英格蘭。其時他不過二十歲,勉強講點不能成句的英語。此后十六年他一直在英國商船上工作,曾在不同的船上擔任熏要職務。他于一八八六年正式加入英國國籍。據(jù)說康拉德到英國不久便立志要用英語寫作,不到十年,他便寫出了第一個英語短篇故事《黑人大副》,但未發(fā)表。他的第一部英語小說《阿爾麥耶的愚蠢》,于一八九二年脫稿。尤其令人奇怪的是,他在接連發(fā)表了幾部作品后,竟然獲得了英文散文大師的稱號。
康拉德一生所寫作品甚多,以中篇小說為主,其中有許多至今仍被文學史家視為英國中篇小說的典范。作品內容主要是他多年海上的親身經(jīng)歷?道伦约涸f,他從來不會編造任何故事。但事實上,他也從來沒有不加處理,照原樣使用過他的素材。他的較重要的作品除這里所介紹的《黑暗的心》(Heart of Darkness,1902)外,尚有《水仙號上的黑水手》(1897)、《吉姆爺》(1900)、《臺風》(1902)、《諾斯特羅姆》(1904)、《間諜》(1907)、《在西方人的眼皮底下》(1911)等等。他在創(chuàng)作上的主要特征,是出色的環(huán)境描寫,和細膩地刻畫多半是處在海上險惡環(huán)境中的人物的心理活動。他的作品含有社會批判的因素。但由于他把人生看作是一場同自然力的斗爭,即使勝利了,也毫無結果,因此,他不可能揭示出真正的社會矛盾;蛘咭部梢哉f,因為這個緣故,他的全部作品,包括這里的《黑暗的心》,都帶有濃厚的陰郁、悲觀色彩。
《黑暗的心》是作者*重要的作品之一,在英國文學史上占有頗重要的地位。T.S.艾略特的《荒原》的創(chuàng)作,便頗受這篇小說的影響不久前,美國拍攝的一部新影片《現(xiàn)代啟示錄》據(jù)說也是根據(jù)這部小說改編的。。這部作品寫于一八九九年,以他一八九○年的一次“災難性的剛果之行”為主要依據(jù)。其中許多情節(jié)都屬事實,甚至接回代理人一事也非虛構。這一趟旅行對他的思想產生了極大的影響。許多年后這趟旅行還始終象一個可怕的噩夢擾亂著他的神思。據(jù)說,他從此便怎么也無法忘卻他那次親眼所見人類墮落的可怕情景。因此,這部作品的主調是十分明確的。作者強烈譴責了帝國主義,分子掠奪殖民地的無理和兇殘,并以愛憎分明的態(tài)度描繪了那些白人的貪婪、無恥、愚蠢,下流、瘋狂,同時表示了對被掠奪、被壓迫的黑人的深切同情。
我們看到整個故事是以“經(jīng)理”和庫爾茨之間的矛盾為中心的。但是,這兩人之間的矛盾僅僅是情節(jié)發(fā)展的一條線索,是表面現(xiàn)象,透過它我們可以看到各種各樣錯綜復雜的矛盾沖突:殖民主義的死硬分子(以經(jīng)理為代表)和受蒙蔽的下層工作人員之間的矛盾,歐洲“文明”(以庫爾茨等白人為代表)與非洲原始文化之間的矛盾(結局是貌似強大的歐洲“文明”被事實上具有強大生命力的非洲黑人原始文化所包圍、瓦解、吞噬),西方與東方的矛盾,以及庫爾茨本人內心深處的矛盾等等。這種種的矛盾交織在一起,使人感到這表面平淡無奇的敘述下面,埋藏著無比深刻的內容,發(fā)人深思,耐人尋味。
讀康拉德的這部作品,有如考古學家發(fā)掘地下寶藏,掘得愈深、愈細,收獲愈豐。細心的讀者能理會到,書中許多乍看似乎無關緊要的細節(jié)描寫(例如故事開頭處馬洛回顧一千九百年前羅馬人入侵時倫敦還是一片“蠻荒之地”的情節(jié)),在掩卷細思之后,便覺它們與作品的中心內容息息相關、必不可少。這一點可說是此書在藝術手法上的一個突出成就。它讓人感到,整個故事雖僅僅由馬洛一人信口講來,通篇結構卻十分謹嚴,眾多的暗筆、伏筆,使得故事前后緊密相連,往復呼應,處處給人以回味無窮之感。
書中值得注意的是被稱為“經(jīng)理”的那個人物,他無疑是個刻畫得十分成功的資產階級分子的典型。他唯一的能耐是不生。ㄒ驗椤八纳碜永锩媸裁匆矝]有”),唯一的本領是“能夠讓每日的官樣文章照行不誤”,唯一的用心是不惜采取一切手段(直至置人于死地),踩著別人的頭頂往上爬,唯一的工作是整天勾心斗角,耍著欺騙蒙混、陰謀陷害的手段——“讓他哪怕僅僅只用一個小手指頭去認真干點什么”那可絕對不成。他所信賴的只是那種“肚囊里除了一點稀屎漿子之外……什么也沒有”的下屬,(如那未來的“副經(jīng)理”),在他的眼里整個世界的存在只有一個目的——為他的升官發(fā)財服務。
所以像庫爾茨那樣一個人,他當然是絕對無法容忍的——何況庫爾茨似乎還對他和他的那位未來的副經(jīng)理的地位形成了一種威脅。
可是,現(xiàn)在的問題是,對庫爾茨這個人物究應如何評價呢?國外評論家似乎說法不一。一般認為作者本人的思想顯然比較復雜而且矛盾,加上書中頗多象征性手法,因而對許多問題(其中包括庫爾茨的為人,他再次企圖逃往荒野的動機,他死前的叫喊:“太可怕了!太可怕了!”的涵義等等)都難于找到明確的解答。現(xiàn)代英國文學評論家C.B.科克斯在有關康拉德的一篇專論中甚至說:“如果我們一定要為庫爾茨……的行為提出結論性的解釋,那我們便只會損害康拉德作品的復雜的深意和他有意安排的含混結局”(《約瑟夫·康拉德》,朗曼有限公司一九七七年版第三十八頁)。但經(jīng)過反復探討,我們覺得這些話似乎也不盡然。
關于庫爾茨的為人,至少有幾點是很清楚的:第一,從某種意義上講,他是一個“正派人”,至少他不像其他那些白人,一切只為自己打算(派助手送回大批象牙一事便可充分證明這一點);其次,他跑到那里去的時候,自己顯然確有一番抱負,因為他所說的“這里的每一個站都應該象是設在大路邊指向美好前景的燈塔……”等等,必是他的“肺腑之言”,否則“經(jīng)理”決不至那樣氣急敗壞,“嗓子眼給卡住連話都說不出來了”(“你聽聽——這個蠢才!而他還想當經(jīng)理!”)。然而,和故事講述人馬洛的姨母一樣,他當然也完全作了什么“光明使者”,“較低級的圣徒”等“大堆大堆這類廢話”的犧牲品。
受著公司的欺騙宣傳(什么“高尚和公正的偉大事業(yè)”等等)的迷惑,庫爾茨不惜忍受著難以忍受的生活上的痛苦,歷盡種種艱難險阻,多次冒著巨大的生命危險去為那個“事業(yè)”賣命,但*后他卻發(fā)現(xiàn)不但這一切全屬無稽之談:這個所謂的“事業(yè)”只不過是徹頭徹尾的白人對黑人進行慘無人道的殘害和掠奪,他是完全受騙了;而且就因為他不辭辛苦,勤懇地為公司工作,結果卻只招來了“這里的這些白人全都對他懷著極大的惡意!”
如果我們這樣來看待這個人物,那許多原來覺得涵義不明的情節(jié),便似乎并不是那么難以捉摸了。那“太可怕了!太可怕了!”的呼聲不過是他在“細致地重溫過自己的一生”后感到徹底幻滅,“恍然大悟”時對自己所屬的白人社會所作的*后總結!他在“肅清野蠻習俗國際社”委托他撰寫的那篇報告上*后補寫的那個結尾,“消滅所有這些畜牲!”顯然也只能是指那些白人而言。
另外,原作犀利、深刻的文筆,以及作者在作品中所表現(xiàn)的強勁有力、充沛真摯的感情,處處給人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
本篇譯文曾在一九八二年第二期《外國文學季刊》上發(fā)表,書名原譯作《黑暗的內心深處》,這次重印曾經(jīng)譯者重作一次較全面的校改,但因原作文筆確較艱深,且頗多曲筆,譯者限于能力,譯文一定有不少不妥或甚至謬誤之處,敬希諸位讀者予以指正。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