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以其登峰造極的文化輝煌屹立于歷史之巔，人才輩出，星光燦爛。 歷代讀書人都歆慕感嘆不已，著名歷史學(xué)家陳寅恪先生便由衷贊嘆道：華夏 民族之文化，歷數(shù)千載之演進(jìn)，造極于趙宋之世！

宋朝文化的繁榮興盛，與北宋之初與士大夫治天下國策的確立息息相 關(guān)，與宋朝從上到下對讀書人的重視和優(yōu)待密不可分。而宋朝之所以優(yōu)待讀書人， 卻是源于宋初皇帝對五代之亂和武將篡位的憂懼。

立國之初，宋太祖在與時任兵部侍郎、樞密副使的趙普交談中表達(dá)了這種 深深的憂慮，他說：天下自唐季以來，數(shù)十年間，帝王凡易八姓，戰(zhàn)斗不息， 生民涂地，其故何也？

趙普回答說：此非他故，方鎮(zhèn)太重，君弱臣強而已。（南宋李燾《續(xù) 資治通鑒長編》卷二）

唐末五代以來，五十年間換了八姓十二個皇帝，連年戰(zhàn)亂，生靈涂炭， 關(guān)鍵的是帝位不穩(wěn)，朝不保夕，其原因便是趙普所謂方鎮(zhèn)太重，君弱臣強。 武將坐大，皇權(quán)旁落，因而埋下了武夫亂國、篡權(quán)奪位的禍端，這讓同樣是通 過兵變上位的宋太祖心有余悸。

為息兵戈、穩(wěn)權(quán)位，使自己的趙宋江山固若金湯，宋太祖采取了偃武修文 之法，甚至揚文抑武，重用文人，壓制武將。這樣做的好處是文氣盛而血氣淡， 經(jīng)濟(jì)繁榮，文化發(fā)達(dá)；弊端是將帥弱而軍力虛，軍事水平低下。

北宋從太祖黃袍加身到徽宗靖康之變，前后歷一百六十七年，其 間先有西夏之?dāng)_、遼朝之侵，后有金兵南下，屠戮中原。揚文并非不好， 但揚文伴隨著抑武，甚而通過揚文來抑武，后果就非常不妙 了。長期的揚文抑武，導(dǎo)致了文化的極度繁榮，也導(dǎo)致了軍事的極度孱弱，

北宋亡于金，正是這種政策和風(fēng)氣發(fā)酵到極致所釀成的悲慘結(jié)果。 宋欽宗靖康元年冬（1127年1月），金人攻破了北宋首都汴京（今河南開封，

其首府為開封府），金兵的鐵蹄踏破了汴京的每一寸土地，對汴京進(jìn)行了四個多 月的燒殺搶掠后，立北宋原宰相張邦昌為傀儡皇帝，代治中原，隨后分兩路北歸， 一路押解徽宗一行，一路押解欽宗一行，其中還包括宗室、后宮、大臣、教坊樂工、 技藝工匠等數(shù)千人，以及搶掠的無數(shù)文籍輿圖、金銀珍寶。汴京這座當(dāng)時世界 上繁華的都市，一夜之間成了鬼城，史稱靖康之變。

金國二太子完顏宗望監(jiān)押徽宗一行，沿滑州（今河南滑縣）、堯山（今河 北隆堯）、真定（今河北正定）向燕京（今北京）行進(jìn)。終到達(dá)東北三姓府（今 黑龍江依蘭）坐井觀天。一路上，金人羞辱皇帝、凌辱妃嬪、折磨大臣、處死 俘虜?shù)氖虑椴粍倜杜e，折磨致死者難以計數(shù)，另一路欽宗的朱皇后就是因為不 堪凌辱而投水自盡的。

大隊人馬到達(dá)真定，金人在歇息時玩擊球游戲，宗望看得起勁，命令徽宗賦 詩助興，徽宗不敢違，依命作《賦擊球》曰：錦裘駿馬曉棚分，一點星馳百騎奔。 奪得頭籌須正過，無令綽撥入斜門。世事的輪回真是詭異，當(dāng)年在球場上評頭 品足、吆喝別人作詩助興的徽宗皇帝，如今卻淪為為別人助興的俘虜，國破家亡， 前路渺渺，其內(nèi)心當(dāng)五味雜陳、肝腸寸斷吧。

北行途中，徽宗還寫有《燕山亭北行見杏花》一詞：

裁剪冰綃，打疊數(shù)重，冷淡燕脂勻注。新樣靚妝，艷溢香融，羞殺蕊珠宮女。 易得凋零，更多少，無情風(fēng)雨。愁苦。閑院落凄涼，幾番春暮。

憑寄離恨重重，這雙燕，何曾會人言語。天遙地遠(yuǎn)，萬水千山，知他故宮何處。 怎不思量，除夢里，有時曾去。無據(jù)。和夢也，有時不做。

杏花開時嬌艷無比，風(fēng)雨一過即凋殘、敗落，與徽宗此時的境遇何其相似。 昔日榮貴無比，如今無枝可棲，無家可歸，只在夢里可歸。但問題是，有時連歸 去的夢都做不成��！這種切膚之痛已不能用泣去形容了，王國維在《人間詞話》 中便借用德國哲學(xué)家尼采的話謂之以血書者。然而，從至尊帝到階下囚， 其慘痛教訓(xùn)僅僅幾首詩詞又怎能總結(jié)得了呢？

就在徽、欽二帝被俘北去之時，徽宗第九個兒子趙構(gòu)因以大元帥身份 在河北組軍勤王，成了金兵破城后的漏網(wǎng)之魚，于1127年五月一日在南京 應(yīng)天府（今河南商丘）稱帝，改元建炎，是為南宋高宗。張邦昌到底不敢做金 人的傀儡，率眾歸附高宗。金人獲悉，又一次舉兵南侵，欲以排山倒海之勢將 南宋政權(quán)消滅在萌芽狀態(tài)，從而再次拉開了宋金交兵的序幕。

高宗登基之初，除了一個皇室的身份和自命的招牌之外，一無銀錢二無軍隊， 無力與兵強馬壯勇悍兇猛的金兵抗衡，只得帶領(lǐng)那些擁立他的少量朝臣和部眾 匆匆南逃，一逃就是十余年。面對追兵，高宗連招架之功都似有若無，遑論還手， 保命成了他的祈禱。那么，作為宋朝新主的高宗，又會將這個曾經(jīng)繁榮富 庶的國家和讓無數(shù)讀書人引以為傲的朝廷帶向何方呢？

南宋，一個匆匆成立于敗軍之際的國家，一個從成立之初皇帝和大臣就倉 皇奔竄的政府，一個成立之后卻始終沒有首都而只有行在（臨時都城）的朝廷。 這樣一個如同海中孤帆的朝廷，注定了它的漂泊，更注定了它的屈辱。它是獨 立的國家，還是外族的藩屬？它的臣民，是國民，還是遺民？自建炎南渡以來， 這些問題就像傷痕一樣深深烙印在人們的內(nèi)心深處，揮之不去，且隱隱作痛。

從靖康之難到崖山覆亡，南宋經(jīng)歷了艱苦卓絕的生死圖存。在那 外有強敵、內(nèi)有憂患的一百五十二年時間里，上至居廟堂之高的股肱之臣，下 至處江湖之遠(yuǎn)的忠義之士，他們或大聲疾呼、公心謀國，或百折不撓、浴血奮戰(zhàn)， 無一例外，都在尋找國家的出路和心靈的家園。雖然其中不乏甘當(dāng)賣國賊和亡 國奴的無恥之徒，屈膝求和，一隅偏安，但更多慷慨悲歌的賢臣良將、志士仁人， 則在為尊嚴(yán)和國格而誓死抗?fàn)帲�用自己的思想、智慧、理想、信念、勇氣和鮮血， 譜寫了一曲曲忠肝義膽鐵骨錚錚的正氣歌，至今蕩氣回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