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的時候，埃伊納烏迪出版社以《后來的是烏鴉》為題出版了我部短篇小說集，它囊括了我從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八年期間寫的三十篇短篇小說，而這其中的大部分也已經(jīng)刊登在報紙上。
二十年后，我又被請來重新出版同一個選集，我只能說， 一九五八年出版那套在主題上更寬泛的《短篇小說集》時指導(dǎo)我進行挑選的準則在現(xiàn)今仍然適用。但是這種選擇不僅僅是價值取向上的選擇這在今天還會更為嚴格，人們從這個新版本中所期待的是一個基調(diào)被定性的時代，想讀到一段特殊時期的特定風格，就算是走了模仿主義的路線也是可以接受的。
我于是只能再次刪除版中的幾個短篇那幾篇在風格上顯得有些格格不入，然后再替換上之后幾年中寫的幾篇（后來也都被收錄在《短篇小說集》中），因為這后來的幾篇總體上還屬于之前的風格。
如果有人希望我從文獻學(xué)上解釋得更準確一些，我現(xiàn)在就來說說一九四九年那一版和這一版的區(qū)別。我刪除了一九四五年寫的三個短篇（《營房里的焦慮》《血液里的同一種東西》《在酒店里等死》），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jié)束后我的批作品，那是給剛剛結(jié)束的經(jīng)歷找出其特定敘述方式的嘗試，其時我的回憶還太情緒化；一九四六年的兩個短篇也是這樣（《禿枝上的拂曉》《父傳子承》），不過這兩篇更傾向于一種具有博物主義風格的鄉(xiāng)村地方主義。
不過我還收入了幾個寫于一九四八年以后的短篇（一九四八年以后我寫短篇的興致減弱了，而且寫作也開始分成兩個流派：一方面，我的作品局限于帶有表現(xiàn)主義諷刺漫畫風格的政治寓言都是一些專門為報刊而寫的作品，從未被收錄在任何選集中；另一方面，我的另一種寫作風格也在日趨成熟，這種風格更為復(fù)雜但也更自由，這首先是從《一個士兵的奇遇》一文開始的，這也是一九四九年一個被收錄在版小說集中的作品），但以下這幾篇我們還可以認為是老的寫作手法：《一張過渡床》（寫于一九四九年末），《大魚，小魚》，《好游戲玩不長》，《不可信的村莊》（這幾篇分別寫于一九五〇年，一九五二年和一九五三年，但是這幾篇是重拾了幾年前的創(chuàng)作靈感）。在版中沒有被收入的另一篇是《你這樣下去就不錯》，這是從一九四七年一部失敗的小說中抽取出的片段，后來作為一個獨立的小說發(fā)表。
而在版中題為《很快就要重新出發(fā)了》和《與收割者共度午后時光》的兩篇，被我改名成《巴尼亞思科兄弟》和《主人的眼睛》，此二篇已分別于一九四七年和一九四八年以改后的名字刊登在報紙上。
在版中，短篇是根據(jù)互相之間的密切程度來排序的，但沒有被分組處理；而在一九五八年的《短篇小說集》中，短篇的安排在結(jié)構(gòu)方面更為講究。在這里我更傾向于把這一版的短篇分為三部分，以此來突出我那些年在三個主題上的創(chuàng)作主線。個是抵抗運動的主線（或者也可以說是戰(zhàn)爭篇或是暴力篇）， 讀起來像是懸念奇遇或是恐怖冒險小說，那個年代我們很多作家都是這種敘述風格。第二條主線在那幾年的敘述風格中也很普遍， 那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的流浪漢冒險題材，說的都是一些形形色色的邊緣人物，談的都是他們生理上的基本需求。在第三條主線中，利古里亞海岸的景色占主導(dǎo)地位，那里滿是年輕人、少年和動物，好似一種帶有明顯個人色彩的記憶文學(xué)。而如果你們發(fā)現(xiàn)這三條主線時常是重合的，那也是再正常不過的了。
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八年間寫的三個短篇，也就是版小說集結(jié)尾的那三篇，也放在了這一版的后一部分，因為比起其他短篇，在這三篇小說中的政治寓言意圖壓過了直接的觀察和描寫。這些過時的的短篇（或者也許，說到底整本書都是這樣），在今天讀起來，可以作為一種帶有新表現(xiàn)主義意味的文獻， 這在那些年間意大利很多文藝作品中都是很常見的。

伊塔洛·卡爾維諾（I.C.）
一九六九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