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本書致力于重新描繪一個部分是因距離,但主要是被歷史涂抹得面目全非的世界。全書主要討論的是選擇:對忠的選擇、對認同的選擇、對解釋的選擇,以及人們面對紛繁變亂的時代所做的選擇。本書試圖為一系列特殊人群所做的特殊選擇確立一個參照物,并且力圖考察是什么影響了他們的選擇,反過來又是什么影響了參照物的變化。同時,本書還探尋了文獻中對于這些選擇的解釋的變化過程,并將之作為從后世文獻中獲取10世紀真實情形的一種主要手段。
這里呈現(xiàn)出來的研究結(jié)果,一開始并非如此。我的博士論文從初以越境者(frontier crosser)為主題發(fā)展到現(xiàn)在以邊界(border)為主題,這使我必須重新思考現(xiàn)代某些重要的概念在過去是什么樣的。在這一似乎永無止境的重新思考過程中,我的一些新的假定貫穿了本書始末。因此,作品的成形實際上是這一探索歷程的結(jié)束,雖然這無法解釋我為何會到那兒,但這使我以另一個視角和另一種語言,開啟了一段領(lǐng)略不同風景的旅程。
同樣,也是一次旅行激發(fā)了我對邊疆(frontier)這一主題的興趣。20世紀80年代初,我騎行穿越仍籠罩在冷戰(zhàn)陰影下的東歐,近距離觀察到諸多在邊疆與邊界自相矛盾的情形。我不僅注意到東德人被圍于柏林墻內(nèi),而且發(fā)現(xiàn)奧匈邊界雖壁壘森嚴,卻日常往來自由。在鄉(xiāng)間路上,只有通過邊檢站時才能感知邊界的存在,四目所及根本沒有柵欄將邊界兩邊分隔開來,反倒是景移境遷成為進入另一個國家的標識,比如在捷克和斯洛伐克是膚寸狹田、草垛矗立,而到了匈牙利則是沃野千里、阡陌交通。同樣,在波蘭,簇新閃亮的教堂銅頂展示了人們對天主教的虔誠。那次旅行使我開始實際關(guān)注現(xiàn)在的邊疆:邊疆是什么,邊疆是如何確立的,又是如何被打破的,或者說當?shù)孛癖娛侨绾魏雎运�的存在�? 果真這樣的話,中央政府在其中扮演一個什么樣的角色? 為什么不同形式的越境(frontier crossing)成了政府與當?shù)厝硕窢幍奈枧_?中國歷史上也有與之相似的問題,這就使我們能以一種同樣的方式重新理解邊疆問題(frontierissues)。在我開始這項研究的很多年里,漢化(sinicization)的概念從廣遭質(zhì)疑到被普遍接受,從1990年柯嬌燕(Pamela Crossley)具有深遠意義的論文《思考現(xiàn)代早期中國的族群性》(Thinking about Ethnicity in Early Modern China),到2002年宿迪塔·森(Sudipta Sen)在《亞洲研究》(Asian Studies)上宣布同化模式(assimilationist model)已死亡。彼時,族性(ethnicity)成為除漢化(sinicization)以外的一種主要敘述方式,然而現(xiàn)在族性本身作為一種分析框架已遭到質(zhì)疑至少對于前現(xiàn)代來說是這樣的在此,我試圖提供另一種分析模式,以便能夠更好地分析并非是由族性建構(gòu)起來的世界。
當然,在此要感謝的人太多,原諒我無法一一臚舉,只能銘記于心。吉尼提·納爾遜(Jinty Nelson)不僅讓我領(lǐng)略到編年史是如此令人著迷,而且教會了我閱讀它們的方法。安妮·達根(Anne Duggan)不遺余力地打磨我的文稿。傅海波(Herbert Franke)積極鼓勵我閱讀古代文獻。與其他人一樣,杜希德(Denis Twitchett)的耐心和一直以來的支持,使我獲益良多。他慷慨的鼓勵,我將永生不忘�？聥裳嗖粩嘟o予我靈感、支持、批判,以及學術(shù)良知。感謝威斯康星大學蘇必利爾分校與紐卡斯爾的同事們以及那些志同道合的學生們,是他們給予了我溫馨的工作環(huán)境和切實的幫助。
本書能夠完成,得益于蔣經(jīng)國國際學術(shù)交流基金會(Chiang Ching-kuo Foundation for International Scholarly Exchange)博士論文獎學金的資助。隨后的工作、獎學金以及參會邀請在很大程度上給予了我從不同角度探索相關(guān)問題的機會,這些是埋頭寫作此書無法獲得的。雖然由此延緩了寫作進度,但我受益匪淺。
在此,同樣要感謝魯文·阿米塔伊(Reuven Amitai)與彭曉燕(Michal Biran),特別要感謝狄宇宙(Nicola DiCosmo)的寬容。我希望本書的出版能給他們帶來哪怕一絲半點的安慰。另外要感謝的是,英國大學中國委員會(UniversitiesChina Committee in London)提供的出版津貼,減輕了出版的負擔。
狄宇宙和柯嬌燕通讀了樣稿(柯嬌燕校讀了兩遍)。我力圖全面采納他們的建設(shè)性意見,可惜的是我卻辜負了他們的期許,未能全部吸收他們的真知灼見。尤銳(Yuri Pines)和戚安道(Andrew Chittick)對于忠(loyalty)在某些重要歷史時期的討論拓寬了我的視野。凱文·格林(Kevin Greene)、格雷姆·米爾恩(Graeme Milne)、鮑勃·穆爾(Bob Moore)與薩姆·特納(Sam Turner)閱讀了未成形的導言和第1章。艾利森·哈迪(Alison Hardie)仔細審訂了書中的翻譯,蒂姆·柯克(Tim Kirk)為書名提供了建議,龍沛(Peter Lorge)在后時刻給出了至關(guān)重要的批評意見。邁克(Mike)仔細審讀了每一稿,值得欣慰的是現(xiàn)在他有新的東西可以讀了。夏威夷大學出版社的帕特·克羅斯比(Pat Crosby)做了大量超出編輯本職的工作,在此惟道一聲謝謝。與瑪格麗特·布萊克(Margaret Black)一起工作也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以上所有人對于精進本書提供了諸多幫助,但我仍要文責自負。
我的家人為此付出太多,這本小冊子是無以為報的。如果不是家人堅持讓我周末休息,待在家里與他們共享晚餐,我想我會早點完成這本書,但是如果沒有家人的堅持更別說沒有他們的愛、他們的耐心,以及他們的紛擾我想我是根本不可能完成此書的。

于泰晤士河畔紐卡斯爾
2006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