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顧名思義是對“國�！钡囊恍┭芯坑涗洠牡煤腕w會。“國�！币辉~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簡稱， 指的是具有重要歷史、藝術、科學價值的“不可移動文物” 。作為新中國的首創(chuàng)，它的評定和公布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的一項重大文物保護舉措。自1961年3月4曰第一批“國�！惫家詠�，在50年的時間里，國家先后 公布了六批2352處“國�！薄Ｆ渲性S多都是名勝古跡，如故宮、八達嶺長城、山海關、嘉峪關、十三陵、頤和園、清東陵、清西陵、曲阜孔廟、孔府、孔林、殷 墟、秦始皇陵、云岡石窟、龍門石窟、莫高窟、布達拉宮，等等。它們有些是皇宮禁苑，自古多神秘；有些則是人們的旅游休閑之地，信眾們的頂禮膜拜之所，歷來 是文人騷客縱情肆意的潑墨對象。歷代的志書、游記也多留有記載，如北魏的《水經(jīng)注》，唐朝的《元和郡縣志》、《括地志》，明代的《徐霞客游記》，清代的 《日下舊聞》、《欽定日下舊聞考》等都是這方面的重要著作。此外各地通志、州志、縣志等也有詳略不等的記述，有的還配有圖示。對于今天的讀者而言，有些 “國�！痹缫咽熘行皣！边�很陌生。筆者在學習文物考古和從事文物工作的20年間，有機會走近很多“國�！保靡詫ζ渲械囊恍┯幸欢ǖ牧私夂脱� 究，《國保札記 ——面向公眾的文化遺產研究隨筆》的主要內容也正是基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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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采用隨筆的寫作風格，從公眾的視角把自己的所學所知通俗地作一介紹，通過這本書，通過“國�！狈从吵鑫覈奈奈锉Ｗo現(xiàn)狀，借此呼吁社會各界關心和支持文物事業(yè)。
古遺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近現(xiàn)代史跡及代表性建筑等，都是人類生產、生活的實物遺存，作為中華文明的記憶，它們真實地記錄著中華民族繁衍生息的歷程。
新中國成立初期，以鄭振鐸、王冶秋為代表的老一輩文物工作者，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和汗水，結合中國的實情提出了文物分級保護的方針。在眾多的不可移動文物中，歷史內涵愈豐，科技含量愈多，藝術水平愈高者，則文物價值越高，理應得到更多的重視和保護。1961年，180處不可移動文物納入國家級的重點保護對象，被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國�！保�
此后，“國�！钡脑u定、公布和保護工作成為國家文物局的重要工作內容。去年春天，“國�！钡墓加瓉砹说�50個年頭。風雨兼程，春華秋實。在歷任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親切關『不下，在國家文物局的積極努力下，絕大多數(shù)的“國�！钡玫搅送咨频谋Ｗo。從早期以“兩重兩利”為原則的《文物保護管理暫行條例》到強調“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強管理”工作方針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以及一系列部門規(guī)章制度，有效制止了工農業(yè)生產、城鎮(zhèn)建設和人民生活對眾多不可移動文物的破壞。 多年來，為配合國家經(jīng)濟建設對古遺址、古墓葬的調查勘探和發(fā)掘，建立了中國考古學體系，也為重建古史走上康莊大道。國家財政撥�？顡尵攘艘慌鸀l危的“國保”。尤其是改革開放以前的30年，國家百廢待興、積貧積弱，仍勒緊褲腰帶維修文物確實是件了不起的事情！這樣的例子有很多，如1973年周恩來總理陪同法國總統(tǒng)蓬皮杜參觀云岡石窟。對于石窟面臨的嚴重風化和裂隙危險，他婉拒了蓬皮杜提出的援助，當著各國記者承諾用三年的時間給予維修。隨后中央政府撥款130萬元，到1976年維修工程準時完工，彰顯出國家保護文物的決心和毅力。除此之外，大型的維修工程還有善化寺、廣勝寺、獨樂寺、敦煌莫高窟、樂山大佛、大足石刻等。
改革開放以來，文物保護事業(yè)蒸蒸日上，尤其是進入21世紀以來，國際文化遺產保護的理念不斷拓展和深化，文物保護隊伍不斷壯大，科技水平不斷增強，社會關注度持續(xù)提高，文物保護呈現(xiàn)出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然而，隨著經(jīng)濟全球化趨勢和現(xiàn)代化進程不斷加快，我國經(jīng)濟社會持續(xù)快速發(fā)展和大規(guī)模經(jīng)濟建設持續(xù)高漲，文化遺產保護事業(yè)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zhàn)，發(fā)展與保護的矛盾日益突出，原有的文化生存土壤正在以驚人的速度消失。
《國保札記》正是在這樣的一種背景下完成的。文物保護不僅僅是文物工作者的事情，更應該是全社會共同的責任。保護文物首先要讓大家了解文物，認識它們的價值。滕磊同志通過多年的學習和工作，記錄下百余處“國�！�，內容涉及遺址、墓葬、建筑、石窟寺及石刻等，其中絕大多數(shù)都是他走過看過研究過的。這樣的心得體會才是最真實、最準確的。書中通俗流暢的筆法、圖文并茂的描述，讓讀者更加容易理解專業(yè)的知識，更加明白我們?yōu)槭裁匆Ｗo這些珍貴的文物。同時，字里行間我們也看到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文物事業(yè)發(fā)生的翻天覆地的變化，感受到當前文物保護面臨的嚴峻形勢。
與兩千多處“國�！焙蛶资f處不可移動文物的總數(shù)相比，書中涉及的百余處“國�！边�很少，希望滕磊同志在今后的工作中再接再厲，將更多的“國�！背尸F(xiàn)給讀者。
簡述拙見一二，以為序！
黃景略
壬辰年正月于北京亞運村
中國文物信息咨詢中心副研究館員。祖籍江蘇睢寧，2001年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研究生畢業(yè)，曾任北京城市學院講師，現(xiàn)從事文化遺產保護與研究工作。主要 著作有《西域圣火》、《中國古窯的故事》，文章《都蘭吐蕃一號墓》(《都蘭吐蕃墓》)、《關于在華襖祠的幾點認識》、《中國襖教藝術中的犬神形象》、《扎 塘寺價值評估與針對性保護構想》等，并在報刊雜志發(fā)表各類文章一百余篇，累計數(shù)十萬字。
國�！钡恼Q生
“國�！本褪恰叭珖攸c文物保護單位”的簡稱，指的是具有重要歷史、藝術、科學價值的“不可移動文物”。古文化遺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壁畫、近代現(xiàn)代重要史跡和代表性建筑等均屬于不可移動文物。
1961年3月4日，國務院正式公布了第一批共計180處“國�！�。在積貧積弱的新中國成立初期，百廢待興，國家為什么要公布“國�！�，出于什么考慮？這還要從新中國成立前說起……1948年11月，人民解放軍包圍北平時，為保護城內的眾多文物盡可能免受戰(zhàn)火破壞，毛澤東主席急電在前線作戰(zhàn)的林彪、羅榮桓、劉亞樓等人，要求注意保護清華、燕京等學校及名勝古跡等［1］。為此，前線指揮部特請古建筑專家梁思成提供一個需要保護的文物建筑簡目，梁先生根據(jù)營造學社對中國古代建筑的調查和研究情況，編撰了《全國重要建筑文物簡目》，共登錄古建筑450余處［2］。解放軍用這份《簡目》作為攻城的文物保護手冊，當然最后的結果皆大歡喜，北京和平解放，文物完好無損。盡管這份《簡目》沒有派上用途，但是卻為后來的文物摸家底和公布“國�！碧峁┝酥匾獏⒖肌�
新中國成立以后，全國各地面臨著恢復生產和城市建設、改造等問題，它們與文物的矛盾沖突時有發(fā)生。為此，1950年5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通令頒布了《古文化遺址及古墓葬之調查發(fā)掘暫行辦法》，明令“各大行政區(qū)人民政府或軍政委員會及各省市人民政府，應調查所轄境內有重大歷史價值的公共或私人所有之古文化遺址及古墓葬，予以保護，并呈報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登記”。同年7月，文化部文物局還組織了雁北文物勘查團，對山西廣武漢墓群進行了調查，并出版了《雁北文物勘察團報告》一書。鄭振鐸為該書作序，強調要重視文物的保護、調查和研究工作［3］。1953年，北京市曾召開過一個會議，與會人員就某些文物該不該保護的問題進行了激烈的討論。鄭振鐸表態(tài)說：“要把北京有價值的文物進行徹底調查，調查清楚再來討論保護的問題。”新中國史上第一次文物普查摸家底的工作自此從北京開始，逐漸發(fā)展到全國。
1956年4月2日，國務院在《關于在農業(yè)生產建設中保護文物的通知》中第一次提出了文物普查和建立文物保護單位的要求，“必須在全國范圍內對歷史和革命文物遺跡進行普查調查工作……分批分期地由文化部報告國務院批準，置于國家保護之列”。經(jīng)過普查以后，由相關省市相繼公布了大約5572處文物保護單位名單，這也為“國�！钡恼J定工作奠定了工作基礎［4］。
為了解決生產建設與文物的矛盾沖突問題，當時主管文物工作的鄭振鐸、王冶秋同志進行了認真的調查和研究。1953年，鄭振鐸還專門撰寫了《基本建設與古文物保護工作》的小冊子，廣泛印刷宣傳［5］。同年，王冶秋在調研和處理基本建設和文物保護的一些問題時，提出了可以在一些重要的地區(qū)劃出一塊保護區(qū)，暫不在保護區(qū)范圍安排基建工程，以便有足夠的人力、物力在經(jīng)批準進行基建工程的地區(qū)先行鉆探，進行重點發(fā)掘的方案。這樣，既解決了發(fā)掘質量的問題，又前置性地保護了一些重要的文化遺址免遭破壞［6］。1956年2月，鄭振鐸和王冶秋分別在全國基本建設工作會和全國考古工作會議上發(fā)表了講話，著重談到了文物考古的“重點保護、重點發(fā)掘”問題，提出了文物考古工作應“既利于工程進行，又利于文物保護”的基本思想。1958年3月，文化部在北京召集16個省、市、自治區(qū)文化部門開了一個全國文物、博物館工作會議，會上，王冶秋在發(fā)言中系統(tǒng)歸納了前一階段文物考古工作的基本經(jīng)驗和基本方法，代表文物局正式提出了“文物保護堅決貫徹配合國家經(jīng)濟建設，重點保護、重點發(fā)掘，既對國家建設有利，又對文物保護工作有利”的“兩重兩利”方針［7］。而“國�！钡恼Q生也正是“重點保護”文物工作方針的具體體現(xiàn)。
除了文物摸家底和“兩重兩利”的文物工作方針以外，文物專業(yè)培訓也是“國�！闭Q生的重要基礎。
新中國成立以后，針對各地文物工作者缺乏的現(xiàn)狀，國家文化主管部門加快了文物專業(yè)人員的培訓上崗工作。從1952年8月起，文化部、中國科學院和北京大學聯(lián)合，每年舉辦一期考古人員訓練班。至1955年第四期結束后，共培訓畢業(yè)了341人。從1952年10月起，文化部又委托北京文物整理委員會不定期舉辦古建筑培訓班。同時多次派出人員到東歐國家學習文物保護技術［8］。經(jīng)過專業(yè)培訓的學員成為各省、市（自治區(qū)）從事考古發(fā)掘、文物保護和管理的主要骨干力量，也為“國保”公布后的管理和保護工作奠定了人才基礎。
通過近十年的文物保護工作理論和實踐，新中國的文物保護管理體系初見成效。第一批“國保”單位的誕生自然也是水到渠成的事情。1961年3月4日，國務院向各省、自治區(qū)、直轄市人民委員會，各部、各委員會，國務院各辦公室、各直屬機構，中國科學院正式下發(fā)《關于公布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通知》，同意文化部提出的第一批“國�！惫灿�180處的名單。要求文化部繼續(xù)在省級文物保護單位中選擇具有重大歷史、藝術、科學價值的，分批報國務院核定公布。“國�！弊源苏Q生，這也成為新中國文物事業(yè)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件大事。
注釋
［1］國家文物局：《春華秋實――國家文物局60年紀事》，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18頁。
［2］國立清華大學、私立中國營造學社合設建筑研究所：《全國重要文物建筑簡目》，1949年。
［3］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文物局：《雁北文物勘察團報告》，1951年。
［4］國家文物局：《春華秋實――國家文物局60年紀事》，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38頁。
［5］中華全國科學技術普及協(xié)會主編，鄭振鐸著：《基本建設與古文物保護工作》，1953年。
［6］彭常新：《文物考古基本方針的形成與完善》，《中國文物報》2010年5月14日第5版。
［7］彭常新：《文物考古基本方針的形成與完善》，《中國文物報》2010年5月14日第5版。
［8］國家文物局：《春華秋實――國家文物局60年紀事》，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28～31頁。
首批“國保”180處
為什么1961年文化部提交的第一批“國�！泵麊螢�180處？筆者就此請教過羅哲文先生，在他的印象中文化部也沒有組織過大規(guī)模的討論，這180處數(shù)字如何提出我們現(xiàn)在已無從知曉，但是據(jù)說在國務院討論第一批“國�！泵麊蔚臅h上曾鬧出一個誤會，當時主持會議的國務院副總理陳毅同志認為中國這樣一個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僅有180處“國�！碧佟Ｋf“如果這個名單通過了，我作為主持人就對不起我們的祖宗和子孫后代”。文化部有關同志急忙解釋說，這只是第一批“國�！保窈筮�會分批地陸續(xù)公布。這樣，陳毅同志才表示同意。
眾所周知，中華文明源遠流長，文化遺產浩如煙海。誰能成為首批180處“國�！敝械囊粏T，其中的決策過程自然不那么簡單。如果要讓大家選擇，每人心中也都會有自己的答案。我們不妨來看看當年國務院的選擇。這180處“國�！狈譃椤案锩z址及革命紀念建筑物”、“石窟寺”、“古建筑及歷史紀念建筑物”、“石刻及其他”、“古遺址”、“古墓葬”六大類，其中第一大類包括三元里平英團遺址、金田起義地址、太平天國忠王府、韶山?jīng)_毛主席舊居、江孜宗山抗英遺址、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武昌起義軍政府舊址、北京大學紅樓、上海孫中山故居、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機關舊址、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址、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舊址、“八一”起義指揮部舊址、秋收起義文家市會師舊址、海豐紅宮及紅場舊址、廣州公社舊址、井岡山革命遺址、古田會議會址、中山陵、瑞金革命遺址、遵義會議會址、瀘定橋、延安革命遺址、盧溝橋、平型關戰(zhàn)役遺址、八路軍總司令部舊址、新四軍軍部舊址、八路軍重慶辦事處舊址、冉莊地道戰(zhàn)遺址、天安門、魯迅墓、中蘇友誼紀念塔、人民英雄紀念碑等33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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