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的命運與公司的力量
　　庚子年（1900年）6月21日，慈禧太后發(fā)布《宣戰(zhàn)詔書》，通電全國，宣布自即日起與西方各國正式進入戰(zhàn)爭狀態(tài)，要求地方籌款調兵，勤王抗敵，共度難關。
　　當時，時任大清電報局督辦的盛宣懷最先看到《宣戰(zhàn)詔書》，盛宣懷竟然膽大包天先把朝廷圣旨扣押，隨后立即發(fā)電報給被貶到廣東做總督的李鴻章。電報中說：“……朝政皆為拳匪把持，文告恐有非兩宮所出者，將來必如咸豐十一年故事，乃能了事。今為疆臣計，各省集義團御侮，必同歸于盡。欲全東南以保宗社，諸大帥須以權宜應之，以定各國之心，仍不背廿四旨，各督撫聯(lián)絡一氣，以保疆土。乞裁示，速定辦法�！�
　　李鴻章收到電報后，領會盛宣懷各自保疆土安定的意思，沉思再三后毅然復電說：“此亂命也，粵不奉詔。”
　　李鴻章定調后，東南各總督都達成共識：圣旨為“偽詔亂命”，不參戰(zhàn)，隨后和各參戰(zhàn)國達成協(xié)議，不開戰(zhàn)。此事件史稱“東南互�！薄�
　　“東南互�！笔侵袊�封建歷史的標致性事件。在中國封建社會，圣旨是最高權威，抗旨絕對是殺無赦甚至滿門抄斬的重罪。正當北方義和團“造反”之際，南方各總督以“亂命”為借口，第一次對圣旨說“不”，不折不扣地造了一次反。中國自古以戰(zhàn)為榮、和為恥，而這次南方抗旨議和卻受稱贊。“東南互�！睒酥局�大清王朝的絕對權威開始瓦解，中國精英階層開始對處在生死攸關的中國命運擁有自己的主觀判斷能力和獨立立場。
　　“東南互保”根本上源于全面思想開化。甲午戰(zhàn)敗后，中日簽訂《馬關條約》，3.4億兩白銀滾滾流入日本，日本利用此巨額賠款建立了金本位制，與國際金本位金融體系接軌，步入了國際資本主義行列。在中國，甲午戰(zhàn)敗，全國上下，悲憤恥辱，一夜覺醒。梁啟超說：“喚起吾國四千年之大夢，實則甲午一役始也�！�
　　1895年4月，中國被迫簽訂《馬關條約》的消息傳到北京，一時間群情激動康有為發(fā)動在北京應試的1300多名舉人聯(lián)名給光緒皇帝呈上萬言書。萬言書痛陳民族危亡的嚴峻形勢，提出拒和、遷都、練兵、變法的主張，史稱“公車上書”。
　　6月11日，光緒帝發(fā)布《明定國是詔》，發(fā)動維新變法。光緒帝根據康有為等人的建議，發(fā)布了包括開辦實業(yè)、修筑鐵路、組織商會、改革財政、編練新軍、廢八股、興西學等十多條詔令。維新派屬于改良派，在洋務派“師夷長技”思想的基礎上，試圖通過經濟、政治、文化系統(tǒng)變革，建立君主立憲政體，走上資本主義發(fā)展之路。
　　1898年9月21日凌晨，紫禁城風云突變，慈禧太后突然闖進光緒皇帝寢宮，將光緒皇帝囚禁于中南海瀛臺，然后發(fā)布訓政詔書，捕殺維新人物，持續(xù)103天的戊戌變法宣告失敗。
　　改良生機就此斷送，但是新思潮正在啟迪全國民眾�？涤袨椴⒎蔷S新思想的創(chuàng)始人，其維新思想受實業(yè)家鄭觀應啟迪。鄭觀應是一位最先全面觸及啟蒙思潮各項基本問題的啟蒙運動前驅，他在洋務運動期間就提出商戰(zhàn)、科舉改章、修訂法律、實行立憲等先進改革。他的著名著作《盛世危言》直接啟迪了引領潮流并改變中國歷史的三大人物：康有為、孫中山、毛澤東。甚至光緒皇帝讀過《盛世危言》后，深受啟發(fā)并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將該書刷印二千部，分送臣工閱看。
　　維新變法期間，各種傳播新思想、救國圖強的學會紛紛建立。到1897年底，各地已建立以變法自強為宗旨的學會33個，新式學堂17所，出版報刊19種。到1898年，學會、學堂和報館達300多個。
　　1894年4月，一名年僅28歲的廣東香山的熱血青年孫中山找到其同鄉(xiāng)鄭觀應，托鄭觀應將其救國八千言《上李傅相書》轉交給李鴻章。當時孫中山一腔熱血主張變法自強，不料遭李鴻章冷遇，遂赴檀香山創(chuàng)建中國第一個資產階級革命團體興中會。從此，孫中山便對腐朽的清政府徹底死心轉投革命，并于次年策劃廣州起義，事敗后流亡海外。
　　而另外一位對大清王朝死心的人，其身份和舉動足以震鑠古今。這位草根出身的江蘇南通人，在1894年（光緒20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壽辰恩科會試中高中狀元。而僅僅幾年后，接受過維新思想的他看到恩師翁同龢被罷官，大清王朝暮靄沉沉，官場險惡難測，斷然放棄仕途，選擇“下�！苯浬獭＿@位勇士的名字叫做張謇。
　　狀元“下�！苯浬蹋�估計是唐代開科舉以來最大的笑話，就在文明開化的今天也有人說三道四。張謇“下�！苯浬痰男袨�，顛覆了千百年來所有人的價值取向，今日看來就像金石擲地，鏘鏘響亮，發(fā)出時代明流的聲音。
　　雖然張謇精于商業(yè)，但是狀元辦廠開始并沒有得到眾人的認可。1895年，張謇開始籌辦“大生紗廠”，名取自《易經》“天地之大德曰生”，采取股份制的形式。但是直到1899年4月大生紗廠才投入生產，“首尾五載，閱月四十有四”。在這44個月中，大生紗廠的招股集資歷經曲折，幾次瀕臨夭折。張謇屬當時時代難以理解的“另類”，但是這種“另類”才代表著中國的未來。
　　雖然甲午戰(zhàn)敗標志著洋務運動破產，但是洋務運動卻促使中國近代企業(yè)的啟蒙和興起。更重要的是，洋務運動直接推動了民智開化，新思潮日漸涌動，越來越多民眾甚至紳士接受并投身商業(yè)。繼官辦商人、買辦商人之后，紳士商人和民族商人相繼登上了歷史舞臺，戰(zhàn)戰(zhàn)兢兢地推動這個屈辱了半個多世紀的國家緩慢前行�！昂`路藍縷，以啟山林，撫有蠻夷，以屬華夏，不鳴則已，一鳴驚人！”
　　在張謇的影響下，另外一位狀元陸潤癢亦投身商海創(chuàng)辦紗廠；咸豐朝老狀元孫家鼐則命其兒子孫多森和孫多鑫放棄仕途，創(chuàng)辦了阜峰面粉廠，這是中國第一家機器面粉廠。從1895年到1898年，全國各省新開設的資本在萬兩以上的廠礦共62家，資本總額達1246.5萬兩白銀，遠遠超過甲午戰(zhàn)爭前20余年的總數；從增長速度來看，平均每年設廠數是甲午戰(zhàn)爭前的7倍，平均每年的投資數則是甲午戰(zhàn)爭前的15.5倍。更為可幸的是，國人思想日漸開化，逐步接受了建礦廠、修鐵路、埋電纜、辦銀行等工業(yè)實業(yè)。狀元破土投身工商“末業(yè)”，民眾積極開廠興業(yè)，世紀之交的中國迎來了希望的曙光。
　　1900年，距離第一次工業(yè)革命已經過去200多年，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早已完成資本原始積累并實現工業(yè)化，開始步入工業(yè)與資本相結合的金融資本時代，即壟斷帝國主義階段。進入壟斷帝國主義階段，西方列強主要以金融資本輸出的方式形成壟斷市場之勢。
　　此時，創(chuàng)辦于1871年的德雷克塞爾-摩根公司已經更名為J.P．摩根公司，以金融資本為利劍，向鋼鐵、鐵路以及公用事業(yè)等國民經濟命脈領域擴張勢力，開始形成足以統(tǒng)治當時美國經濟的壟斷資本財團。此時，愛迪生已經擁有留聲機、電影攝影機、雙向電報、高真空白熾燈泡等諸多發(fā)明專利，并由1878年創(chuàng)立的愛迪生電燈公司經營相關產品。1892年，老摩根通過風險投資的形式將愛迪生電燈公司和湯姆森-休斯頓電氣公司合并成一家公司，之后這家公司在電氣領域里稱雄了一個多世紀，也是自道?瓊斯工業(yè)指數1896年設立以來唯一至今仍在指數榜上的公司——他的名字叫通用電氣（GE）。另外，與摩根財團匹敵的洛克菲勒財團，以大通曼哈頓銀行為核心，構建了涉及石油、化工、軍火、汽車、航空等產業(yè)的金融網絡聯(lián)合事業(yè)——托拉斯。
　　金融資本的天性就是逐利，金融資本不斷地游走世界尋找利潤的血腥味。被摩根財團注入了金融資本的通用公司就像打了雞血一樣瘋狂地逐利，而被金融大佬注入了金融資本的帝國主義就像著了魔一樣瘋狂的瓜分世界。
　　1900年，是中國農歷庚子年，帝國主義掀起了瓜分中國的狂潮，這直接導致了義和團起事，義和團以“扶清滅洋”為號召，拔電桿、毀鐵路、燒教堂、殺洋人和教民。英、法、德、奧、意、日、俄、美八個帝國主義國家借口清政府排外，聯(lián)合進兵中國。同年8月，八國聯(lián)軍占領北京。侵略軍在華屠殺人民，掠奪財物，犯下滔天罪行。這就是讓國人咬牙切齒、悲慟無淚的“庚子國變”。
　　此時，主要帝國主義國家中有了美國，與整個歐洲陷入自1870年后幾十年的工人運動泥潭相比，美國工業(yè)化道路一帆風順，并后來居上大有替代英國成為世界頭號帝國主義強國之勢。庚子國變僅六年后，通用電氣就開始同中國發(fā)展貿易，成為當時在中國最活躍、最具影響力的外國公司之一。1908年，通用電氣在沈陽建立了第一家燈泡廠。
　　“庚子國變”的第二年，清政府被迫與列強簽訂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條約包括清政府賠款各國本息共計9億8千多萬兩白銀，相當于當時清政府10余年的財政收入。條約簽訂不久大清頂梁柱李鴻章郁郁而終，此時風雨飄搖的清政府已經完全淪為帝國主義的走狗，而中國民眾已經對腐朽的清政府徹底失去信心。社會變革已經由自上而下轉變成自下而上，由改革變成革命。而這種轉變的推動力量便是公司的力量，國家的命運正在悄然改變！
　　由于“東南互�！�，南方政局相對穩(wěn)定，張謇的大生紗廠在度過艱難的創(chuàng)業(yè)期后迎來了第一個高潮。投產后的第二年，大生紗廠盈利5萬兩，第三年的1900年盈利達10萬兩。大生紗廠蒸蒸日上時，張謇準備再錦上添花，于1901年決定再招20萬兩新股，竟在一年之內就成功募資達20.75萬兩。1907年后，大生二廠投產，并很快吸收了100萬兩。此時，大生紗廠及分廠正式注冊為“大生紡織股份有限公司”，到1908年大生紡織股份有限公司累計純利達到190多萬兩。
　　在此期間，張謇創(chuàng)辦了擁有10多萬畝耕地的通海墾牧公司，專營棉花種植；后又在唐閘創(chuàng)辦了廣生油廠、復新面粉廠、資生冶廠等，唐閘鎮(zhèn)工業(yè)區(qū)初具規(guī)模。為了便于器材，機器和貨物的運輸，張謇在唐閘西面沿江興建了港口──天生港，后又在天生港興建了發(fā)電廠。在短短不到10年的時間，張謇創(chuàng)辦了10余家企業(yè)，成為當時最為顯赫的民營企業(yè)家。企業(yè)構建了從原料到生產再到運輸完整的紡織產業(yè)鏈，成為當時最大的民營企業(yè)集團，為中國發(fā)達的現代輕紡織業(yè)打下堅實的基礎，南通也就成為我國早期的民族資本主義工業(yè)發(fā)祥地之一。
　　與張謇一樣，1900年到1911年，中國民族企業(yè)獲得良好的自生機會。1901年榮德勝與兄榮宗敬等人集股在無錫合辦保興面粉廠，后改名茂新一廠。1905年，兄弟二人又與張石君等7人集股在無錫創(chuàng)辦振新紗廠。榮氏家族的輝煌事業(yè)從此開始。后來，榮氏家族出了一位新中國副主席——榮毅仁。
　　國難當頭，張謇、榮德勝等民營企業(yè)家不像西方資本主義興起時的資本家一樣血腥貪婪地斂財，而是以“實業(yè)救國”為擔當，辦廠興業(yè)，沖擊國體。紳士出身的張謇更是在經商成功后，試圖諫言改革以圖強。張謇創(chuàng)辦復旦公學（復旦大學的前身）、農業(yè)學校、女子師范學校、通海五屬公立中學（即今南通中學）、吳淞商船�？茖W校等，廣開學校，傳播思想，啟迪民智。
　　1904年日俄戰(zhàn)爭爆發(fā)，中國東北淪為戰(zhàn)場，清政府竟“局外中立”作壁上觀，哀鴻遍野刺痛著國人最后僅存的民族自尊。正在開化的民眾一時間激憤四起，變革呼聲響徹京都，地方總督搖擺不定。中國人常言“窮則思變”，在扼殺了維新變法后，搖搖欲墜的清政府在1905年前后推行了最為激進的變法。
　　1903年7月，清政府設立商部，下設商務局、勸業(yè)道、商律館、商報館、公司注冊局、商標局等。次年1月，商部頒布《欽定大清商律》，包括《商人通例》和《公司律》，這是中國第一部現代公司法。后又連續(xù)頒布《破產律》、《試辦銀行章程》、《大清礦務章程》等。這些法律構成了中國近代一套相對完整的商法體系，構建了現代商業(yè)社會的基石。商法從法律高度確立了公司的地位，保護了公司的利益。
　　1907年，大生紗廠召開了第一次股東大會，股民第一次在大會上平起平坐地與官股爭論如何規(guī)范官股決策權力的問題。最終，《公司律》成為了最終的裁判：不分官、商，凡入股者皆為股東，股有大小之別，無官商之分。我們看到，一種保護私有權利的商業(yè)秩序正在微妙地萌芽。
　　另外，清政府不但頒布《商會簡明章程》允許并倡導民間創(chuàng)辦商人組織，而且專門頒布《獎勵公司章程》獎勵公司募股。
　　重農抑商，連綿千年，工商“末業(yè)”受如此厚待，實乃空前；如此上行下效，沖擊千年士農工商之等級觀念。以逐利為本的公司赤裸裸地“強奸”了幾千年來奉行的“重義輕利”的倫理道德，“無商不奸”的觀念在中國百姓的思想中開始瓦解。楊杏佛感慨：“中興名臣曾國藩僅賞侯爵，李鴻章不過伯爵，其余百戰(zhàn)功臣，竟有望男爵而不得者。今以子男等爵獎勵創(chuàng)辦實業(yè)之工商，一掃千年賤商之陋習，斯誠稀世之創(chuàng)舉�！�
　　1905年，清政府宣布廢除科舉。這項自隋唐以來延續(xù)1300多年封建制度的廢除，意味著中國人將從傳統(tǒng)落后的儒學中解脫出來，以開放的姿態(tài)全面接受西方先進文化，徹底摧毀了社會精英階層進入仕途之路。清政府對社會精英階層徹底失去控制，對于清政府而言，這是致命的。
　　資本主義的發(fā)展需要掃除自由交易的體制障礙，清政府從頒布商法到廢除科舉，無疑為民族資本主義的發(fā)展創(chuàng)造了良好的條件。圣上之名重商獎商，投資于實業(yè)者趨之若鶩，費正清在《劍橋中國史》中寫道：“只是在1905年-1911年中國工業(yè)出現之后，利潤的誘惑才占了上風，經濟收益才變成主要動機”。
　　根張忠民在《艱難的變遷——近代中國公司制度研究》一書中的計算，從1904年到1910年，全國正式注冊的公司大約410家，遠遠高于1903年可能存在的100多家公司。另有統(tǒng)計，1905-1908年，全國新設廠201家，投資合計達4581萬元，年均設廠50家，年增資本1145萬元。年均設廠數分別超過洋務運動30年間所設廠數的20多倍與甲午戰(zhàn)爭后的2.5倍，投資額分別超過5.7倍和2.9倍。到1911年股份制公司已經達到977家。
　　到1911年，全國各種商人組織近2000個，會董2.3萬人，會員達20萬人以上，這是當時中國資產階級的中堅力量。他們以不同的政治立場游走在中國歷史舞臺上，他們中有中立派、立憲派和革命派。
　　清政府的改革推進到最為核心內容——立憲。此時，擁有經濟實力的改良派企業(yè)家再次成為歷史的推動者。1904年，張謇草擬了《擬請立憲奏稿》，立憲呼聲日起。但是憲法一直“猶抱琵琶半遮面”遲遲未見頒布，直到1908年，朝廷才頒布《憲法大綱》，正式宣布預備立憲，預備期為9年。如此長的預備期，立憲派已經不能等，革命派早已失去耐心。
　　1905年8月，絲商巨富張靜江與孫中山在一艘船上偶遇，張靜江仰慕孫中山革命之舉便問道：“君非實行革命之孫君乎？聞名久矣，余亦深信非革命不能救中國。近數年在法經商，獲資數萬，甚欲為君之助，君如有需，請隨時電告，余當悉力以應�！彼�還與孫中山約定匯款的暗號：A、B、C、D、E，分別代表1、2、3、4、5萬元。令孫中山沒有想到的是，如此萍水相逢的張靜江，卻成為日后一直為革命事業(yè)籌資助款的“革命圣人”。
　　1905年8月20日，長期流浪海外為革命奔波的孫中山在黑龍會領袖內田良平幫助下，在東京赤坂區(qū)頭山滿提供的民宅二樓榻榻米房里成立中國革命同盟會，并提出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的革命綱領，矛頭直指腐朽的封建清王朝。1908年《憲法大綱》頒布三個月后，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后前后兩天相繼去世。大清王朝就像坐在金鑾大殿上的三歲溥儀一樣，戰(zhàn)戰(zhàn)兢兢、搖搖欲墜。
　　自洋務開啟興業(yè)先河，民族企業(yè)雖荊棘坎坷、櫛風沐雨卻應明流而動，師夷長技以制夷，大興民業(yè)催生變革之力，辦校興教開化明智，改良立憲撼動國體。不久，在中華之中九省通衢的武昌，火光沖天，硝煙四起。
　　啟示錄：弱政府大市場的野蠻生長
　　“公司”組織的發(fā)明足以匹敵蒸汽機、電力和計算機，它以高效配置資源的方式，改變生活，發(fā)動戰(zhàn)爭，甚至主宰國家。人們甚至擔心，富可敵國的公司，終有一天會收購國家。
　　不過國家和公司并非天敵，國家的中心是政治，公司的中心是市場。在公司誕生初期，政府和公司有著共同的目標，那就是逐利！
　　英國王室與商業(yè)大佬們成立一家特許公司——英格蘭東印度公司，這家公司除了壟斷貿易外，還購買戰(zhàn)艦，雇傭軍隊，馳騁大洋，貿易與掠奪并進，儼然成為了不折不扣的“政府”。我們甚至相信，這家公司才是鴉片戰(zhàn)爭的真正的幕后策劃者，英國政府只是它的工具。
　　當英國王室將財政大權讓位于議會時，英格蘭東印度公司迅速衰敗。但是，公司并沒有就此滅亡。相反，伴隨著工業(yè)革命的汽笛聲，成千上萬的小公司蜂擁而起。
　　就在博爾頓-瓦特公司推出蒸汽機四天后，蘇格蘭人亞當?斯密出版了《國富論》，這部著作批判了國家力量追逐貨幣財富的重商主義，并提倡由“看不見的手”來配置資源，促進市場自由交易。
　　自由市場時代到來，公司重新回到市場的海洋中生機勃發(fā)，公司開始在工業(yè)、農業(yè)、航運、藝術、戰(zhàn)爭等領域大顯身手。此時，政府似乎成為看客或者叫“打下手的”。
　　中央集權的國家意識無法理解，弱政府大市場中，公司為何能夠快速生長。公司就像饑餓難耐的禿鷲，在自由的天空中血腥逐利。自由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了交易成本，公司可以最大限度地逐利。
　　公司自由逐利的過程中也伴隨著一種特征——野蠻。20世紀30年代以前，公司似乎無所不能，對內壓榨工人工資，延長工作時間，提供惡劣的工作環(huán)境；對外輸出假冒偽劣甚至危害生命的產品，控制國家政府，掠奪他國財富，甚至策劃世界大戰(zhàn)。
　　雖然公司一直在推動著世界的文明，但是公司自產生之日起就是“天使”與“魔鬼”的合體。
　　公司的爪牙同樣伸向了遠東的中國，并以鴉片貿易、堅船利炮的卑劣方式打開中國的大門。只是公司不知道什么是卑劣，什么是高尚，只知道如何賺錢。
　　公司被洋務派引進中國，就像將地球人被扔到潘多拉星球一樣莫名其妙。大清王朝是一個“強大”的政府：高度集權的中央統(tǒng)治、根深蒂固的士農工商等級、男耕女織的農耕生活、三綱五常的孔孟思想、沿襲千年的科舉制度、閉關鎖國的世外桃源……
　　在如此“強大”的政府面前，公司顯得不知所措、弱不禁風。公司沒有資本的血液，沒有自由交易的土壤，沒有逐利的動力，甚至沒有“生命權”。
　　與1000多年前，佛教進入中國被“改良”服務于統(tǒng)治一樣，清朝開明的士大夫也試圖通過官辦、官督商辦、官商合辦的方式“改良”公司，達到“師夷長技以制夷”，實現大清王朝復興。
　　然而，公司不是佛教，公司所遵循的市場經濟規(guī)律與清王朝“大一統(tǒng)”的封建統(tǒng)治格格不入。自給自足的農業(yè)經濟扼殺統(tǒng)一的商品交易市場，至高無上的圣旨時刻威脅公司的生命，腐朽的官僚體系極大地增加交易成本，“學而優(yōu)則仕”斷送公司經營人才，重農抑商的觀念讓公司遭受鄙視。
　　不過，公司就像種子，只要有利可圖，它就能破土生長。公司被引進中國后，這種西洋產物催生了中國民族企業(yè)。隨著外敵入侵，內亂迭起，“強大”的清政府在一次次自救改良中衰敗，而中國民族企業(yè)卻在清政府的衰敗過程中曲折發(fā)展。20世紀最初十年，羸弱無能的清政府搖搖欲墜，中國民族企業(yè)卻蒸蒸日上。
　　這是兩股此消彼長的力量，新興民族資產階級的壯大，必然擊潰腐朽的封建王朝，除舊立新為資本主義開辟了道路。
　　荷蘭、德國、美國都是在資本主義的快速推動下完成國家統(tǒng)一，公司真正要統(tǒng)一的不是國家，而是市場。在這些因公司而生的國家，政府似乎成了公司的“兒子”。
　　甚至有商人忙于公司賺錢而無暇顧及政府。早在15世紀地理大發(fā)現之后，荷蘭商船馳騁大洋，貿易稱雄世界，然而荷蘭人卻沒有自己的國家。不過天生就只瘋狂經商的荷蘭人對“國家”并不感興趣，他們關心的是誰來保護公司賺取的巨額財富。
　　有意思的是，荷蘭人在國家管理的問題上選擇商業(yè)手段來解決，先后“聘請”了西班牙和英國來管理他們的國家，保護他們的財產。直到1588年，荷蘭人開始通過納稅、選舉政府來管理自己的國家。
　　直至改革開放的今天，中國人都無法理解荷蘭人對待政治權力的淡漠和對待商業(yè)的狂熱。這種似乎匪夷所思的邏輯，恰恰助推了這個西北歐彈丸小國成為近代第一個崛起的大國。
　　從資本主義開始，市場成為了國家的核心，公司成為了市場的細胞，也成為了國家的生命。而政府“大一統(tǒng)”時代一去不復返，政府雖然毫不情愿但不得不讓位于公司。
　　政府“無能”，公司就在自由市場中快速而野蠻地生長，西方列強也就在這個階段完成了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
　　然而，公司這種快速野蠻的生長，給殖民國家?guī)�來沉重的災難和無盡的損失。1929年10月23日，紐約42街319米高的克萊斯勒大廈剛剛封頂，這象征著無所不能的公司將人類的財富、權力和智慧托舉到一個新的高度。次日，正當華爾街金融大佬們等待股價應聲飛漲時，紐約證券交易所剛剛開盤，股市全面崩盤，投資者猝不及防紛紛拋售股票。此次金融危機，人們稱之為“大蕭條”。
　　曾經兩次讓美國化險為夷的摩根財團再次試圖扮演救世主的角色，然而這次他們沒有那么幸運，美國財團們將巨額的救市資金投入股市，卻如石沉大海，化為泡影。
　　正當所有人都惶恐無措的時候，富蘭克林?羅斯�？偨y(tǒng)發(fā)出了一種前所未有的聲音——政府伸出“有形之手”。從此，自由市場經濟加入了凱恩斯主義的元素。
　　雖然我們至今也無法遏止經濟危機的發(fā)生，但是很顯然的道理是絕對的自由就等于沒有自由，絕對的自由市場經濟必然會以經濟危機的方式“回報”自由市場。
　　改革開放的今天，中國需要為自由市場提供更多的空間，不斷地降低公司的交易成本，營造良好的經商環(huán)境。但是，“三聚氰胺事件”、“瘦肉精事件”、“重金屬污染事件”等公司問題頻繁，再次警醒我們，公司的自由發(fā)展離不開監(jiān)管，否則就會野蠻生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