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地火——紅色政權(quán)為什么能夠存在
　　歷史不論多么精彩紛呈、多么驚心動魄，當活動于其中的那些鮮活的生命逐漸消失之后，也就逐漸變成了書架上一排又一排的故紙。
　　靜悄悄的圖書館內(nèi)，靠角落那個書架上，有本如秋葉般枯黃脆裂的書，民國三十一年（1942年）十月重慶初版。翻到第195頁，見一篇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十二月十二日的日記：
　　……凌晨五時半，床上運動畢，正在披衣，忽聞行轅大門前有槍聲，立命侍衛(wèi)往視，未歸報，而第二槍發(fā)；再遣第二人往探，此后槍聲連續(xù)不止……
　　頗像一部拙劣驚險小說的開頭。可以想見，當年寫到這里，握筆的手定在不住顫抖。接著往下寫：
　　……出登后山，經(jīng)飛虹橋至東側(cè)后門，門扃，倉卒不得鑰，乃越墻而出。此墻離地僅丈許，不難跨越；但墻外下臨深溝，昏暗中不覺失足，著地后疼痛不能行。約三分鐘后，勉強起行，不數(shù)十步，至一小廟，有衛(wèi)兵守住，扶掖以登。此山東隅并無山徑，而西行恐遇叛兵，故仍向東行進，山巔陡絕，攀援摸索而上……
　　竟然連“離地丈許”的高墻也認為“不難跨越”，上墻之后未及細看又飛身縱下而跌入深溝，出逃之狼狽倉皇與求生之急切魯莽，渾然一體。
　　難以想像，這個越墻攀山身手不凡人已逾五十。
　　他就是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
　　所記之事發(fā)生在1936年12月12日，史稱“西安事變”。
　　事變第二天上午，中共中央在保安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大多數(shù)人的意見是審蔣、除蔣。當天中午毛澤東、周恩來致張學良電，14日紅軍將領(lǐng)致張學良、楊虎城電，15日紅軍將領(lǐng)致國民黨、國民政府電，都是這個態(tài)度。
　　事變第三天，蘇聯(lián)《真理報》發(fā)表社論：“毫無疑問，張學良部隊舉行兵變的原因，應(yīng)當從不惜利用一切手段幫助日本帝國主義推行奴役中國的事業(yè)的那些親日分子的陰謀活動中去尋找”；認為張學良是日本特務(wù)，事變乃日本陰謀所主使。
　　日本政府則認為莫斯科同張學良達成了“攻防同盟”，張學良是蘇俄工具。蘇俄才是事變真正的后臺。東京《每日新聞》發(fā)表社論：“中國中央政府如在抗日容共的條件下與張妥協(xié)，日本決強硬反對�！�
　　南京方面何應(yīng)欽調(diào)兵遣將要動武，宋美齡穿梭引線欲求和，戴季陶摔椅拍桌、大哭大叫，連平日頗為持重的居正也用變調(diào)的嗓音呼喊：“到了今日還不討伐張、楊，難道我們都是飯桶嗎！”
　　凡此非常時期在中國政治舞臺上立有一席之地的，無人是飯桶。
　　量變堆積歷史，質(zhì)變分割歷史。人們能夠輕松覺出每日每時不息不止的量變，卻不易覺出行將到來或已經(jīng)來到的質(zhì)變。
　　1936年12月12日，當中國政治包含的量變已經(jīng)足夠之時，所有各方便被一只看不見的手，猝不及防地推到了前臺。
　　歷史來到十字路口。
　　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chǎn)黨，蘇聯(lián)和共產(chǎn)國際，日本昭和軍閥集團，都在既謹慎又頑強、既堅定又游移地探索自己真正的位置。表白著自己的立場，又修改著自己的立場。表白的同時又在修改，修改的同時又在表白。
　　在華清池跌傷了腰腿的蔣委員長，更是一瘸一跛來到十字路口的。
　　事變大起大落，他也大起大落。先不屈不撓翻墻越院求生，后不管不顧躺在床上尋死；先當著張學良的面，明罵其受赤黨指使；后又當著周恩來的面，暗示想念在蘇聯(lián)加入了赤黨的兒子。
　　委員長方寸大亂。他連衣帽都未穿戴整齊，沉重的歷史帷幕便落下了。只容他將終生最為心痛的一句話，留在那頁干枯得幾乎要碎裂的日記上：
　　此次事變，為我國民革命過程中一大頓挫：八年剿匪之功，預(yù)計將于二星期（至多一月內(nèi)）可竟全功者，竟坐此變幾全隳于一旦。
　　和共產(chǎn)黨苦斗8年，最后就差了兩個星期。8年共2920天。兩個星期為14天。8年與兩個星期之比，為1000：4.7。所謂差之毫厘，便失之了千里。
　　他把這句話一直默念到1975年4月5日農(nóng)歷清明節(jié)。
　　該日深夜11時50分，他在臺北市郊草山腳下的士林官邸內(nèi)病逝。
　　共產(chǎn)黨人終剿不滅，是其終生不解之謎。
　　生命不在了，民國三十一年重慶版的日記也化為紙灰，謎底卻依舊留在那里。
　　新中國的中心是北京。
　　北京的中心是天安門。
　　天安門的中心又是什么呢？
　　是那幅巨大的毛澤東畫像。
　　年年月月，不論白天還是黑夜，畫像上毛澤東那雙睿智眼睛，通過面前這個世界上最大的廣場，注視著新中國的人民。幾乎所有中國人和世界上很多人，都把天安門和毛澤東緊緊聯(lián)系在了一起。
　　又有多少人知道，毛澤東最初并不喜歡天安門。他說天安門太高了，高高在上不好，要在天安門下面，跨在金水橋上搞一個二層的矮臺子，觀禮時離群眾才近。至于天安門后面的故宮，他只在1954年4月三次登城墻繞行一周，一次也沒有進去過。
　　為什么最終沒能在天安門前另搞一個矮臺子？
　　因為破壞了總體建筑格局，各方面都反對。
　　為什么后半生居中南海與故宮僅一街之隔、三次登故宮城墻卻不愿去里邊走走？
　　其中緣由今天已經(jīng)無人能夠知曉了。
　　不管毛澤東的主觀意志如何，風風雨雨中的無數(shù)次游行、慶典和檢閱，把他和天安門溶為了一體。
　　別的地方看不見毛澤東了，天安門能夠看見毛澤東。有天安門在，就有毛澤東在。
　　過去每逢節(jié)日或重大慶典，天安門廣場毛澤東視線之內(nèi)，還要掛出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巨幅畫像，以及孫中山的巨幅畫像。
　　后來，馬、恩、列、斯畫像不掛了，但孫中山的畫像依然準時地出現(xiàn)在人民英雄紀念碑之前。
　　孫中山，毛澤東，中國革命最為杰出的兩位巨人，隔著世界上最大的廣場，年年月月默默相望。
　　一人生于1866年，一人生于1893年，相差27年；
　　一人逝于1925年，一人逝于1976年，相差51年。
　　這兩位革命巨人、現(xiàn)代中國的奠基者，他們之間真正互相理解么？
　　18歲時，毛澤東知道了孫中山。
　　1936年，長征到達陜北的毛澤東對美國記者埃得加？斯諾說，1911年他考入長沙的湘鄉(xiāng)駐省中學，看到同盟會黨人于右任主編的《民立報》，上面刊載著廣州起義和七十二烈士殉難的消息。從此，毛澤東知道了孫中山和同盟會的綱領(lǐng)。
　　這是毛澤東有生以來看到的第一份報紙�！拔沂侨绱说丶�動，以致于寫了一篇文章貼在學校的墻上。這是我第一次發(fā)表政見�！�
　　第一份報紙導(dǎo)致的第一次政見是什么呢？
　　風吹日蝕，湘鄉(xiāng)駐省中學校園墻上，一個來自韶山18歲青年寫的那篇東西，早已無蹤無影。幸虧還有個冒險闖進陜北的斯諾，通過他毛澤東能夠把那篇政見的內(nèi)容留下來：“我在文章里鼓吹必須把孫中山從日本召回，擔任新政府的總統(tǒng)，由康有為任國務(wù)總理，梁啟超任外交部長！”
　　康、梁是早年毛澤東心中的偶像。梁啟超寫的很多東西他一直要讀到能夠背誦。在梁啟超一篇文章上，青年毛澤東有這樣一段批語：“立憲之國家，憲法為人民所制定，君主為人民所推戴”。
　　當年毛澤東崇拜康、梁，贊成君主立憲。
　　但一個孫中山橫空出世，便奪去了他心中的第一把交椅，他的“第一篇政見”就拋棄了君主立憲而改為共和。他提出來的不再是君主，而是總統(tǒng)、總理和外交部長。雖然康、梁與孫中山的區(qū)別他不甚清楚，還將三人揉為一體，但孫中山對毛澤東影響之大，震動之深，可見一斑。
　　孫中山知道毛澤東么？
　　他年長毛澤東27歲。1925年3月他在北京病逝時，毛澤東正在湖南家鄉(xiāng)搞社會調(diào)查、辦農(nóng)民協(xié)會。后來震驚中外的湖南農(nóng)民運動，當時還只是運行的地火。
　　但孫中山知道毛澤東。在實行“聯(lián)俄、聯(lián)共、扶助農(nóng)工”三大政策的國民黨“一大”上，有兩個剛剛加入國民黨的青年共產(chǎn)黨員，以能言善辯、詞鋒激烈給國民黨元老們留下了深刻印像。
　　一個是李立三。另一個就是毛澤東。
　　李立三單刀直入，大段大段闡發(fā)自己的觀點，其中不乏率直批評國民黨的言論；毛澤東則主要以孫先生的說法為依據(jù)，論證自己的觀點。
　　許多國民黨人驚異地注視著這兩人，連汪精衛(wèi)也發(fā)出由衷感嘆：“究竟是五？四運動的青年！”
　　孫中山以贊賞的眼光，注視著中共的這兩個新銳。他親自批準毛澤東為章程審查委員。
　　但孫中山所知道的熱血青年毛澤東，畢竟不是后來那個集建黨、建軍、建國之譽為一身的毛澤東。
　　客觀講，如果沒有俄國十月革命，孫中山、毛澤東這兩個背景和性格都差異巨大的人，他們的生命軌跡也許永遠不會交匯。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改變了一切。
　　但最先聽見這聲炮響的中國人，既不是孫中山也不是毛澤東，而是北洋政府的駐俄公使劉鏡人。
　　1917年11月7日，劉鏡人給國內(nèi)發(fā)回一封電報：“近俄內(nèi)爭益烈，廣義派勢力益張，要求操政權(quán)，主和議，并以暴動相挾制。政府力弱，鎮(zhèn)壓為難，恐變在旦夕”。
　　這是最早向國內(nèi)傳遞的十月革命即將發(fā)生的信息。劉鏡人例行公事對北洋政府外交部進行情況報告，并不知道震撼整個20世紀的重大歷史事件正在他眼皮底下發(fā)生。
　　次日，劉鏡人再發(fā)一報：“廣義派聯(lián)合兵、工反抗政府，經(jīng)新組之革命軍事會下令，凡政府命令非經(jīng)該會核準，不得施行。昨已起事，奪國庫，占車站……現(xiàn)城內(nèi)各機關(guān)盡歸革黨掌握，民間尚無騷擾情事”。
　　這是最早向國內(nèi)傳遞的十月革命已經(jīng)發(fā)生的消息。劉鏡人的俄譯漢有些問題，布爾什維克本應(yīng)譯為“多數(shù)派”，卻被他翻譯為“廣義派”，讓人看了有些摸不著頭腦。
　　翻譯有些問題、讓人有些摸不著頭腦的這些電報送到北洋政府外交部，也因電訊不暢整整晚了20天。外交大員草草閱過，便被撂在一邊。北洋政府的外交當然是以各協(xié)約國的立場為立場，所做的決定也如出一轍：拒絕承認十月革命后的蘇俄，召回公使劉鏡人。無人想到劉鏡人發(fā)回來的很快被歸入檔案的電報，喻示著世界東方將要發(fā)生天翻地覆的變化。
　　如果沒有十月革命，會有中國共產(chǎn)黨么？
　　如果沒有中國共產(chǎn)黨，會有毛澤東么？
　　如果沒有十月革命，會有孫中山的三大政策么？
　　如果不實行“聯(lián)俄、聯(lián)共、扶助工農(nóng)”，孫中山、毛澤東的生命軌跡能夠相遇么？
　　歷史的奧妙，在于它可以包含無窮無盡的假設(shè)。
　　歷史的冷峻，又在于它總把假設(shè)永遠置于假設(shè)。
　　結(jié)論是明顯的：十月革命使中國奔騰運行的地火終于找到了突破口。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chǎn)黨被那場俄國革命所促發(fā)的歷史合力推向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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