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書收集了朱生豪在我國抗日戰(zhàn)爭相持階段為上海“孤島”中的《中美日報》所寫的千余篇“小言”（時政隨筆）。這是朱生豪留存至今最集中，也是最重要的一批原創(chuàng)文學作品。它們充分體現(xiàn)了朱生豪在日偽勢力環(huán)伺下的上海“孤島”中，秉筆誅伐，與法西斯侵略者作殊死搏斗的精神面貌。

迄今為止，人們對于朱生豪的文學造詣，大多是從他莎士比亞戲劇的譯作中了解的。但是他所以能夠在20 世紀三四十年代極其貧乏的物質條件下，克服重重困難，甚至最后以自己的生命去殉這一事業(yè)—完成在我國文壇留下深遠影響的譯莎工程，除了他對這位世界文化巨人的摯愛和精神的共鳴之外，主要的動力是他要為祖國爭氣、為民族爭光的愛國精神。而朱生豪在中美日報社工作期間所寫的這些“小言”，便是這種愛國精神的集中表現(xiàn)。少年時代家庭的不幸和求學的艱難，使早年的朱生豪比同齡人多了幾分成熟和責任感，也養(yǎng)成了他沉默寡言和外柔內(nèi)剛的性格。文學方面的天賦和之江大學嫻靜優(yōu)美的校園環(huán)境，使他的學校生活充滿了詩意和夢想。在離開學校走上社會的時候，他和當時許多熱血青年一樣，滿懷著報效祖國的熱情，希望以自己的努力來改變社會上的許多不盡人意之處。當然，這種熱情和希望其實是相當天真的。在積重難返的社會矛盾和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機面前，他越來越發(fā)現(xiàn)自己的希望和熱情是多么蒼白無力。他深感回天乏術，報國無門，一度陷入了寂寞和彷徨的痛苦之中。是翻譯莎士比亞的事業(yè)，使他終于從這種彷徨中解脫出來，找到了自己的用武之地。他以極大的熱情全身心地投入這一工作，并將這一工作和為民族爭光、反抗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斗爭聯(lián)系在一起，并以此來實現(xiàn)自己生活和工作的價值。

盧溝橋的槍聲和“八一三”的炮火再一次改變了他的生活方式。他不得不結束了埋頭譯寫的日子，過上了顛沛流離的生活。在淪陷區(qū)，目睹了在侵略者的鐵蹄下人民群眾流離失所、妻離子散的凄慘情景，品嘗了國破家亡以后忍氣吞聲、受盡凌辱的切膚之痛，朱生豪的愛國情懷又有了新的升華。他在此期間寫的詞中有“屈原是，陶潛非”的句子，表明他在原先十分喜愛的兩位浪漫主義詩人屈原和陶淵明之間，有了新的取舍，在感情上完全站到了以屈原為代表的積極浪漫主義一邊，而屏棄了以陶淵明為代表的回避現(xiàn)實、明哲保身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在經(jīng)過將近一年的逃亡生活后，他回到上海“孤島”，1939 年10月進入持抗日反汪立場的中美日報社，因能直接秉筆誅伐兇惡的日本和德意法西斯及其附庸而感到興奮。在日偽特務橫行、隨時都有遭暗殺危險的環(huán)境下，他以自己擅長的方式，實踐著他“矛血染黃河碧”的豪舉。

“小言”是當年《中美日報》上一個特殊的專欄。從1939 年10 月11 日到1941 年12 月8 日，除了少數(shù)日子外，《中美日報》上幾乎每天都有“小言”發(fā)表，有時一天有兩三篇甚至更多�，F(xiàn)存706 天的1081 篇“小言”，近40萬字，均由朱生豪撰寫。“小言”大多篇幅很短，但“都是他閱讀當天新聞后寫下的即興抒懷，思維敏銳，形式多樣，筆鋒犀利，諷刺與揶揄兼?zhèn)洌�可以說是獨樹一幟的時政散文創(chuàng)作”（范泉先生的評論）。“小言”的基本內(nèi)容是揭露和抨擊日本法西斯及其走狗幫兇的滔天罪行和虛弱本質，熱情鼓勵全國人民和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丟掉幻想，識破敵人的各種陰謀騙局，團結戰(zhàn)斗來奪取反法西斯斗爭的勝利。這些“小言”具有很強的戰(zhàn)斗力，又具有很高的藝術性，是朱生豪深厚的愛國熱情和高超的文學素養(yǎng)的有機結合，成為在當時特定歷史條件下具有獨創(chuàng)性和特殊價值的一種文學樣式。

朱生豪寫這些“小言”，投入了極大的精力與熱情。他不僅要閱讀本地的報紙，還收集、研究了大量外文的報紙和通訊稿件，以全面了解和掌握時局各方面的動向。據(jù)朱生豪的表弟顧衍健回憶，朱生豪開始一段時間在他家借宿時，每天從報館回去，都要帶一大包資料，有中文的，但外文的更多，其中最多是日文的，一回來就忙于翻閱和寫作。因此他所寫的“小言”雖短，但都有很強的針對性和時效性。這些大半個世紀以前的文字，從特定的角度，展現(xiàn)了當時那場決定人類命運的大搏斗的歷史場景。

“小言”不但對我國的抗日主戰(zhàn)場作了大量報道，熱情贊揚和鼓勵全國人民奮勇抗戰(zhàn)，奪取最后勝利，對世界各地抗擊法西斯的主要戰(zhàn)場也高度關注，對法國潰敗后蒙受羞辱的痛惜，對希臘和南斯拉夫人民頑強抗擊法西斯侵略的謳歌，對英國堅持對德戰(zhàn)斗的聲援，對蘇聯(lián)軍民英勇衛(wèi)國的贊頌，都鮮明地反映了朱生豪出自內(nèi)心的愛和恨。

除戰(zhàn)場上的直接軍事對抗外，許多“小言”還把注意力集中于兩大陣線的政治、外交等錯綜復雜的矛盾斗爭。特別是盟國在“二戰(zhàn)”初期對德的綏靖政策直接導致了德國法西斯勢力的膨脹，給歐洲和世界帶來了深重災害。英法對德進入戰(zhàn)爭狀態(tài)后，英美政界對遠東問題在很大程度上仍持綏靖主義態(tài)度。因此雖然中國軍民的艱苦抗戰(zhàn)為世界反法西斯斗爭作出了巨大的犧牲和卓越的貢獻，而英美對華的支持卻往往舉步維艱，美國對交戰(zhàn)盟國的物資援助也因為“孤立派”（主張在國際爭執(zhí)中嚴守中立，不“卷入”矛盾）的阻撓而多有阻力。這些也常常是“小言”中評述的對象，特別是對新的綏靖主義傾向提出嚴厲的批評，對反法西斯陣線丟掉幻想，相互支持，團結戰(zhàn)斗，爭取最后勝利表達了熱烈的期望。

從“小言”中，還可以看到在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下上海“孤島”中的特殊生態(tài)：汪偽特務肆意制造恐怖事件，無所不用其極的罪惡行徑；愛國人士不懼強暴，前仆后繼，堅持抗日斗爭的不朽業(yè)跡；在極其惡劣的生存條件下仍然盡力為抗戰(zhàn)獻上一份綿薄之力的下層市民，以及雖然是公共租界的統(tǒng)治者，卻又不能不隨時看日本人臉色行事的工部局。“小言”或譴責，或贊頌，或勸慰，或抗爭，展現(xiàn)了一幅全方位的歷史畫卷。

另據(jù)范泉先生介紹，當年《中美日報》上有不少社論其實也都是朱生豪所寫，它們篇幅更長，論述更深入，對時局的針砭也更有力，許多社論今天讀來也仍能感受到其激揚的反法西斯戰(zhàn)斗號角聲。雖然有不少社論在語言風格上和“小言”十分相似，但當年的社論都不署作者名，所以現(xiàn)在已經(jīng)無法確認，只能留下遺憾了。

關于朱生豪在中美日報社的工作情況以及這批“小言”的寫作背景和具體評價，在范泉先生的《朱生豪的“小言”創(chuàng)作》一文中已有較為詳盡的介紹（見本書附錄）。需要指出的是，這批珍貴的文學遺產(chǎn)，雖然自抗戰(zhàn)勝利以來，陸高誼、胡山源等文化界老前輩都曾多次提及，但由于歷史的原因，直到1998年在范泉先生的幫助下，并得到上海圖書館和祝均宙先生的大力支持，才從近60 年前的老報紙上被全部查找出來。范泉先生不顧高齡體弱并且剛做過舌癌切除手術，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時間里，極其仔細地對全部“小言”進行查校甄別，最后在人民文學出版社的掖助下選定了370 篇較有代表性的“小言”作品，于2000 年出版了人文版的《朱生豪小言集》。

進入新世紀以來，朱生豪在文化事業(yè)上的貢獻得到了更多的關注和更全面的評價。作為中華民族的文化遺產(chǎn)，對他的各種作品作進一步的發(fā)掘和整理，也更顯現(xiàn)了其歷史價值和緊迫性。人文版《朱生豪小言集》所收錄的這些“小言”雖然是最有代表性的一部分，但畢竟少了一些，要反映朱生豪“小言”作品的全貌多少還有些不足。此外，朱生豪在當時特定的社會歷史環(huán)境中，在為反法西斯斗爭揮戈吶喊的大前提下，他（以及和他處在相似環(huán)境下的反法西斯斗士們）對一些具體問題的認識有這樣那樣的局限和片面性, 還有一些“小言”作品依據(jù)的報道系由交戰(zhàn)中的各方發(fā)布，難免因主客觀方面的原因而和實際情況存有或多或少的出入，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們不能以經(jīng)過半個多世紀全面回顧和總結后的歷史觀點去苛求當時處于血雨腥風中的戰(zhàn)斗者。好在現(xiàn)在的學術氛圍更為寬松了，一些多少和當代流行的觀點或說法不完全一致的作品也沒有必要加以回避，全面閱讀這些作品，反而更能使我們認識到在當時特定環(huán)境（日偽恐怖勢力包圍中的“孤島”）中的特定階層（渴望為抗日救國奉獻自己綿薄之力的愛國知識分子）的精神面貌和想法，也包括他們認識中的局限性和片面性，這正是這些作品的價值所在。所以這次商務印書館選輯的“小言”數(shù)量比2000 年版的《朱生豪小言集》有了較大的擴充。我相信，這將更有助于幫助我們認識那一段在中華民族歷史上刻骨銘心的經(jīng)歷，了解中國人民，特別是中國的知識分子在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頭，是怎樣同仇敵愾，奮起斗爭，前赴后繼，為爭取民族的解放和獨立而英勇奮斗的，從而更可以使我們看到民族振興的希望，看到我們民族更加輝煌的未來。

為便于讀者閱讀，編者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nèi)，作了一些注釋，主要涉及一些“小言”中提及的重要人物和事件的背景情況，以及文中所用的一些當代讀者已經(jīng)不是很熟悉的文言詞語和典故。受編者的才學水平和能獲得的參考資料的限制，尚未能做到“應注盡注”，只能請讀者諒解了。

由于20 世紀前期對外文專有名詞的翻譯還沒有形成較為成熟的通例，一些專有名詞的譯法和當今已經(jīng)約定俗成的通行譯法多有不同。但為了體現(xiàn)作品的原貌，我們?nèi)允褂昧嗽瓉淼淖g法，沒有作改動。其中包括一些國家或地區(qū)的名稱，如義大利（意大利）、菲列濱（菲律賓）、阿比西尼亞（埃塞俄比亞）、巴力斯坦（巴勒斯坦）等；人名，如史丹林（斯大林）、特戈爾（戴高樂）等；城市名，如奧特薩（敖德薩）、盤谷（曼谷）等；山川河流的名稱，如蘇彝士（蘇伊士）、特尼泊河（第聶伯河）等。還有包括這些專有名詞成分的復合詞語或詞組，如義國（意國）、義軍（意軍）、義方（意方）、德義日（德意日），等等。由于數(shù)量較多，書中只對其中部分較為重要的名詞加了注，在此一并說明。

此外，受當時的物質和技術條件所限，原報紙在編輯和排印上難免存有疏誤之處，為便于閱讀，對于一些明顯的錯、漏字我們做了更改，未改的則加了注釋說明。對于有些難以辨識的字，為慎重起見，我們對這些字用虛缺號“□”表示。對于原報紙中原有的□，為避免與后加□混淆，我們也加了注釋說明。

朱尚剛

2014 年3 月于嘉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