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形而上學傳統(tǒng)與海德格爾“Dasein”的理解與中譯
　　一海德格爾問題的西方形而上學背景與《存在與時間》的發(fā)問
　　在討論海德格爾哲學的核心概念“Dasein”時，一個重要的角度就是將問題放在西方形而上學歷史發(fā)展的層面上，特別是從批判與克服西方近現(xiàn)代形而上學傳統(tǒng)的角度上來進行。我們知道，在海德格爾看來，全部西方形而上學所討論的核心問題就是存在與存在者的關系問題，而這個問題也是海德格爾的哲學思考的最初開端。根據(jù)海德格爾本人的回憶，他的全部哲學思考生涯開始于18歲那年讀到的一本小冊子，即父親般的朋友、教區(qū)主教格約伯神父送給他的生日禮物——19世紀德國哲學家布倫塔諾關于亞里士多德的存在問題的論文，論文的題目為《論“存在”在亞里士多德哲學中的多重含義》。這個問題后來不僅構成海德格爾全部問題的起點，也是貫穿海德格爾一生哲學思考的核心。
　　在亞里士多德那里，存在問題實質上就是“物”的問題，這歸根到底也是“第一哲學”的核心問題。但亞里士多德在這里問的不單單是“物學”層面的問題，即不僅僅是關于這個“物”或者那個“物”的問題，而是這個“物”或者“存在者”之為這個“物”或“存在者”的問題，即“onhēion”的問題。換句話說，亞里士多德“第一哲學”要問的是，我們日常說的“這匹馬”“這座山”“亞里士多德這個人”，這些個“物”或“存在者”究竟“是”什么？使得它們成為它們這個樣子的東西“是”什么？亞里士多德的回答首先從兩個方面展開。一個方面是“范疇論”，另一個方面是“根據(jù)論”（原因論）。范疇論的思路可以從西方印歐語言系統(tǒng)的主謂詞判斷，即“S是P”的結構分析來得到說明。按照希臘人的一般理解，任何一個具體的存在者或事物，其意義都是通過主詞S加上謂詞P的判斷來說明的。例如，“這馬是白的”“這山是高的”“亞里士多德是亞歷山大大帝的老師”等等。在這里，“這匹馬”“這座山”“亞里士多德”都是“主詞”，而“白的”“高的”“亞歷山大大帝的老師”都是（述）謂詞。任何主詞的意義都通過謂詞來展開和實現(xiàn)。據(jù)此，亞里士多德提出了著名的十范疇說，包括“實體”“時間”“位置”“運動”“狀態(tài)”等等。在這中間，“實體”范疇最重要，它在語法上所起的作用往往是主詞，而其他的范疇常常作為謂詞來起作用，它們被用來說明、描述作為主詞的“實體”。這樣說來，作為主詞的實體范疇比較起其他的述謂性范疇就占據(jù)著首要的和核心的位置。問題接著展開，使得這個主詞成為一個主詞的東西是什么？一個可能的回答是，如果諸謂詞只是對主詞的某個方面、側面的個別描述，那么，那使得各式各樣的謂詞描述成為可能的東西就是使這個作為主詞的物成為可能的東西，即作為這個主詞的物的本身或者本質。與“范疇論”的思路相呼應，“根據(jù)論”的思路從發(fā)問一個存在物的發(fā)生學根據(jù)或原因開始。在這里，亞里士多德列出任何一個物的四個主要的發(fā)生學原因或根據(jù)，即質料因（使一物成為那一物的材料，例如建成這一木屋的木料）、形式因（使一物成為那一物的形式構架，例如建造此木屋的設計）、目的因（建此木屋為了什么？例如為了讓一家人能遮風避雨）、動力因（誰動手建成了這個木屋？例如木匠師傅，等等）。這四個原因或者根據(jù)合在一起就構成了一個存在物之為那個存在物的存在，或者“自然”。但無論是“范疇論”還是“原因論”，亞里士多德關于這個“實體”本身，關于“自然”本身，并沒能給我們留下多少清晰而且統(tǒng)一的思考和答案，相反，更多的是困惑和謎團。按照海德格爾的說法，也許“形而上學”本身在亞里士多德整個知識系統(tǒng)內部地位的尷尬，就充分反映了這一希臘哲學內部的困惑。〔1〕也許我們可以說，后來傳統(tǒng)西方形而上學思想史上的爭論，例如“本質論”“實存論”“唯名論”“唯實論”“觀念論”“實在論”，乃至關于上帝存在的本體論、因果論、目的論等的證明，大致都可以說是在這兩個方向上的進一步拓展、發(fā)揮，甚至混淆。〔2〕
　　歐洲中世紀的形而上學，無疑受到基督教世界觀念的影響。基督教世界觀念以及由此而來的哲學形而上學，使我們得到了一個統(tǒng)一的形而上學“存在”概念，這樣也就使人們得以避免希臘以來關于“存在”學說的困境。按照這一基督教的世界觀念或信仰，世界萬物被分為造物主與被造物，而被造物又被分為作為人的被造物與非人的被造物。于是，存在物的整體就被分為上帝、人與非人的自然萬物。關于它們的知識領域也就隨即被按位序分為“神學”“心理學”與“宇宙學”，這些就組成了被稱為“特殊的形而上學”（metaphysicaspecialis）的領域，而與此相應，以“一般”存在物作為其研究對象的本體論就被稱為“一般的形而上學”（metaphysicageneralis）。結果，一般形而上學與特殊的形而上學，即關于上帝的神學知識，關于人的知識與關于自然的知識加在一起就構成了那個時代所公認的我們全部人類知識的體系或系統(tǒng)的整體。
　　近現(xiàn)代西方思想興起的過程，嚴格說來，同時也就是這個中世紀基督教整體世界觀念或信仰解體的過程。分崩離析的諸門知識現(xiàn)在需要一個新的、有別于上帝概念的立足點，而應
　　合于這一時代需要的新哲學就是笛卡爾哲學。從笛卡爾開始的西方現(xiàn)代思想和哲學，就是從發(fā)問整個知識系統(tǒng)的可能性和合法性開始的。這也就是說，伴隨著傳統(tǒng)的基督教世界觀念被懷疑和逐漸拋棄，人們自然就會發(fā)問：我們關于世界萬物的全部知識的根基或者根據(jù)是什么？傳統(tǒng)的神學告訴我們，這個基礎是神，是上帝，而傳統(tǒng)的實在論告訴我們，這個基礎是外部實在，抑或是理念的實在，或者是樸素的外界自然實在。但笛卡爾的著名懷疑則告訴我們，所有這些知識，無論是關于神的知識，還是關于外部世界的知識，都必須從人的認知活動開始，即從“我思”開始。這樣，人的存在就構成了所有其他全部存在世界得以成立的存在論“拱石”乃至“基礎”。所以，全部的近現(xiàn)代西方哲學形而上學，實質上都是圍繞著這個“我思”而展開，在這一意義上，黑格爾曾經(jīng)正確地指出，笛卡爾通過“我思”概念的提出奠定了整個西方近現(xiàn)代哲學的開端，當之無愧地應當被稱為近現(xiàn)代西方哲學的第一人�！�1〕至于后來，洛克、休謨的“經(jīng)驗”概念，萊布尼茨的“單子”概念，康德的“先驗主體”，黑格爾的“精神”，馬克思的“實踐”，胡塞爾的“超越論自我”，尼采的“超人”，等等，無一不可被視為在這一“我思”基礎上的或者“制限”，或者“批判”，或者“突破”，或者“發(fā)展”，用海德格爾的話說，這些都是整個西方形而上學存在論發(fā)展歷史上的一個個環(huán)節(jié)。我以為，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特別是他的以Dasein概念為核心的基礎存在論，應當也必須從這個廣闊的歷史背景下才能真正得到正確的把握和讀解。換句話說，《存在與時間》的核心概念Dasein一方面是對從笛卡爾到康德的西方“我思故我在”之傳統(tǒng)的批判與突破，但另一方面，倘若離開了這一傳統(tǒng)和背景，它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把握和理解。這也就是為什么后來海德格爾在解釋康德哲學的本質時，特別引述康德本人的話，說康德著名的
　　三大批判的所有問題，其要害都歸于一個最核心的問題，即：“人是什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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