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我的父親（代序）

李眉

自由著述

從我上小學起，每次在填寫學生登記表一類的東西時，父親總是在家長職業(yè)一欄內填上自由著述幾個字。什么是自由著述呀?我弄不懂，問父親，他爽朗一笑：著述嗎?寫書嘛。你不是天天都看到我在寫字嗎?自由嗎!我不當官，不攢錢。想寫就寫，想讀就讀，起居無時，怡然自得。當時，我年紀還小，對他的話，似懂非懂，只覺得父親好像很喜歡自由著述這個行道。那時，他大約40歲出頭，《死水微瀾》還沒有開始寫。

以后，我年齡漸長，常常聽見父親講他以前的事，才慢慢地悟出父親選擇自由著述這條道路對他的確是較為合適的。

父親在中學時代，經(jīng)歷了中國歷史上的巨大社會變革1911年孫中山先生領導的，推翻清封建王朝的辛亥革命。作為這次革命的前奏，四川省的保路風潮(即爭取鐵路民辦權利)曾引起全國的注意。那時候，父親正在中學念書，他作為學生代表參加了保路運動，初步感受到自甲午戰(zhàn)爭以來，中國這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而又苦難重重的國家中錯綜復雜的矛盾。以后。辛亥革命成功了，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統(tǒng)治被推翻了。但是，封建社會的陳規(guī)陋俗積重難改，舊社會的污泥濁水翻滾橫流。成都地處西南邊陲，封建勢力、軍閥、哥老會、奉洋教的帝國主義追隨者，種種惡勢力競相爭奪，和全國的封建勢力、軍閥遙相呼應。這一切引起了父親的深思。恰巧在這個時候，父親中學畢了業(yè)。家里沒有錢供給他繼續(xù)上學，一個做縣官的親戚把父親帶去做縣衙門的秘書。父親在縣衙門中工作近兩年，看到了社會的許多陰暗面，其丑惡程度簡直使他大為吃驚。他沒有想到經(jīng)過了辛亥革命，清朝末期的種種腐朽東西在這里又改頭換面的出現(xiàn)了。他十分憤懣。決心不再跨入官場，要用自己的筆來鞭撻社會的黑暗。

這樣，父親從1921年開始就走上了文學創(chuàng)作的道路。他寫了100多篇揭露社會黑暗面的短篇小說，反對袁世凱稱帝和張勛復辟的評論、雜文等等。這些就構成了他早期作品的主要內容。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fā)時，父親28歲。資產(chǎn)階級民主、自由的新鮮空氣使他精神為之一振。同年底，他就離開了殘廢的母親和新婚八天的妻子到法國勤工儉學去了。行前，他的一個朋友問他到法國將學什么?他回答：還是學文學吧，這個天地好像很廣闊，我的興趣，我的性格，還是學文學好些吧!

父親善于思索，但性格卻很開朗、豪放，誰要是同他開誠相見，他就會滔滔不絕，一見如故。他一到法國，住在貧民區(qū)的學生公寓，左鄰右舍都是些工人、小職員。這些法國人樂觀、爽朗、善良、健談，同他很合得來。以后很多年，父親一直懷念在法國這一段時期的生活。特別使他難以忘掉的是1921年他得了一場急性盲腸炎和腹膜炎的經(jīng)歷，他在免費的平民醫(yī)院里住了62天，病得九死一生，但卻獲得了中國窮學生和法國貧賤者階層的無比寶貴的同情。大病初愈，他滿懷激情地寫了一篇中篇小說，用日記體載記下這幾十天中的所見、所聞、所想，小說的題目就叫《同情》。

在法國四年多，父親接觸了大量的法國文學藝術。研究了知名和不知名作家的作品。他說：要懂得法蘭西近代小說的真相，最好的方法，便是從各家的作品上去探討。他覺得這好比是讀千賦而后作賦，閱千劍而知使劍的辦法。

1935年，父親開始創(chuàng)作以1894年中日甲午戰(zhàn)爭到1911年辛亥革命這段歷史為背景的三部長篇小說：《死水微瀾》《暴風雨前》《大波》。少年時代在歷史激流中的感受，中國古典文學的基礎，法國名家著作的啟示，渾然一體地融合在這幾部著作中。

父親在寫作這幾部長篇小說前后，雖然做過一些其他的事，如教書，開過小餐館，當過造船廠廠長，經(jīng)營過一個小小的造紙廠，但是，幾十年間，他立志于自由著述的思想始終未曾改變。不管他做什么事，他的創(chuàng)作和翻譯工作從來沒有間斷過。

1924年，他從法國回到成都不久，一些依附于軍閥的留法同學很想把他拉入政界。那個時候，留學生很吃香，當官很容易，軍閥和舊官吏們都喜歡用他們來裝潢門面�？墒歉赣H回到故鄉(xiāng)不久，就說：我要閉門著書，不問外事。著書是真的，外事卻沒有不問。他當報館編輯，寫評論時，對軍閥頗有抨擊，因而，惹怒了一個軍閥，報館被封，他和幾個同事還被抓去關押了幾天。為這件事，父親后來還寫了一個短篇小說，叫《編輯室的風波》。

然而，在新中國成立以后，父親卻做了13年共產(chǎn)黨的官！1950年，成都解放剛半年多，父親被委任為成都市副市長。委任書剛送來，他就把它退了回去。這件事使好多人大為不解，有人問他：你不喜歡共產(chǎn)黨?不愿意向共產(chǎn)黨合作?他哈哈大笑，說：什么話?我早就同共產(chǎn)黨合作了，而且合作得很好。這確實不假。1937年抗日戰(zhàn)爭開始，黨領導的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xié)會成都分會一成立，父親就參加了協(xié)會的領導工作，整整十年間，他同黨配合得很好，至今還有一些同志在懷念這一段往事。成都解放前夕，父親代表成都文藝界寫了一份《歡迎解放軍入城》的宣言，熱情洋溢，流露出久盼解放的心情。成都一解放，父親就當選為市人民代表，他是極為高興的。

沒有想到，委任書又送回來了。這一下，父親認真思索了一番，終于，他接受了委任，一直到他去世。后來，我曾向他提起這件事，問他為什么退回委任書，為什么又接受?他十分坦然地說：這有什么奇怪?我只是想恪守年輕時候的誓言。再說，我年紀也大了，時間不太多，想集中精力寫一點像樣的東西，以了心愿。他停了停，若有深思地說：清朝時候的官，我看過，民國時候的官，我也看過，真是腐敗透頂。共產(chǎn)黨的朋友，我認識不少，都是好人哪!我們這個國家，國民黨搞不好，看來，只有共產(chǎn)黨來。我參加工作，時間是要花費一些，不過，我要寫作，我相信共產(chǎn)黨是會支持的。

小雅

1930年，父親在成都大學當教授。當時學校校長張瀾是一個進步人士。他主張共和、民主，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四川的軍閥割據(jù)。父親很欽佩張老先生。當時，革命正處于低潮。四川連年軍閥混戰(zhàn)，民不聊生。他們逮捕和槍殺了一些中共秘密黨員和進步青年學生，其中就有父親的朋友和學生。張瀾先生也受到軍閥的排擠、威脅，在成都無法安身，決意離開。父親平日支持張先生的言行，張先生一走，他自知在成都大學也待不下去。那么，干什么呢?

父親從小對一切都井井有條，穿著樸素、整潔，他的手稿向來是工整的，同學們給他一個外號叫精公。他也很講究吃，對菜的做法也有一些研究。母親做得一手好菜，在親戚、朋友中相當知名。這一點父親的朋友劉大杰在1946年寫的回憶文章中有這樣的描述：到劼人家去喝酒，是理想的樂園，菜好酒好環(huán)境好。開始是淺斟低酌，繼而是高談狂飲，終而至于大醉。這時候，他無所不談，無所不說，驚人妙論，層出不窮，對于政府社會的腐敗黑暗，攻擊得痛快淋漓。在朋友中，談鋒無人比得上他。酒酣耳熱時，脫光上衣，打著赤膊，手執(zhí)蒲扇。雄辯滔滔，盡情地顯露出他那種天真浪漫的面目。這段回憶同時也形象地反映了我父親的性格。

由于母親有一手做菜的手藝，因此聯(lián)想到經(jīng)營一個小餐館，既可解決一家四口的生活，又不為五斗米而折腰。

經(jīng)過一番準備，父親在自己租住的家門旁另租了一大間房子，一隔兩間。前間約20多平方米，臨街，作餐廳；后間約十幾平方米，作廚房。餐廳粉刷一新，臨街的門窗漆成藍色。門上掛著一塊招牌：小雅，字跡清秀，是父親的手筆。

小雅來自《詩經(jīng)》�！对娊�(jīng)》中這部分詩歌多是輯錄古代民間傳誦的反抗暴政的歌謠。餐館取名小雅，可見餐館主人的用心。

小雅的開業(yè)，在成都引起了轟動，新聞界也很注意。開業(yè)那天，成都各報都當做一大新聞來報道；標題更是各式各樣，有的是：文豪作酒傭，有的是：大學教授不當教授開餐館。

實際上母親是餐館的主持人。她幫助幾個廚師安排菜肴、點心、面食的品種花樣。每天親手做六種主菜，每周變換一次花樣，這些菜別具風味，極受顧客歡迎。因此，生意十分興隆，整天座無虛席，小小的餐館門前經(jīng)常停放著有錢人的小汽車和裝備得很華麗的私人人力車。

餐館開了一年多。李劼人做生意賺了錢的說法漸漸傳了開去，這就給我家?guī)�來了一場災難。

當時，成都土匪橫行，他們同哥老會、軍界串通一氣，結成一股惡勢力，走私、販毒、搶劫、綁架，無惡不作。

1931年冬天的一個早晨，保姆帶著剛滿四歲的弟弟一去不回。到了晚上，家里明白出了事，全家頓時陷入極端悲痛和恐懼之中，親戚、朋友四處找人，打聽消息，毫無下落。半個多月后，一個親戚通過一個軍官，找到一個哥老會頭頭，才打聽出弟弟被土匪綁架到成都遠郊一個地方。

這個哥老會的頭頭沒有子女，經(jīng)這位親戚從中斡旋，父親答應等孩子放回來后，拜他為干爹。于是，這個人就傳出話：拿600塊銀元去取人。

父親沒有積蓄，開了一年多餐館，表面上生意很好，實際上除了付給堂倌的工資，解決一家的生活外，所剩無幾。贖人要600塊銀元，加上請客送禮，打通關節(jié)，總共要1000塊銀元，父親實在沒有辦法。這時候，父親一個朋友慨然相助，拿出1000塊銀元借給父親，不要利息，不限還期。

經(jīng)過許多波折，1931年農(nóng)歷除夕前夕，弟弟贖回來了。

小雅呢，自從弟弟被綁走，就關了門。父親和母親也無心再經(jīng)營這個行業(yè)，只有另找謀生的辦法。

那個哥老會的頭頭成了弟弟的干爹后常來我家走動，經(jīng)常講些哥老會的內幕，父親對這些很感興趣，又仔細觀察研究了他和他的三朋四友。以后，在父親的一些小說中，就出現(xiàn)了這些人物的影子。

菱窠

從成都市中心往東約八公里，有一個小鎮(zhèn)，名沙河堡。從沙河堡往南，走過半華里泥土小路，就能看見一片果林，面臨著一個大水塘，這里就叫菱角堰。

1939年春天，日本飛機開始轟炸成都，城里的人紛紛向城外疏散。一些用竹、木、草臨時搭蓋起來的房子遍布了成都的近郊。當時，大家都把這類房子叫做疏散房子。

父親有一個朋友，在菱角堰經(jīng)營果園。他把果園的一角廉價賣給父親，作為修建疏散房子的地方。于是父親就自己設計，找了幾個泥瓦匠、木工，趕修了幾間茅草頂、黃土墻的房子。

房子不大，連院子在內一共兩畝多地。面臨著菱角堰，院內有十幾棵蘋果樹、幾棵檸檬樹、幾棵桃樹和梨樹。院子周圍，刺藜作墻，屋前屋后，一叢叢玫瑰、月季和薔薇。院外，柳樹和桃樹相間，一直伸延到菱角堰周圍，這是父親初到那里時親手種下的。

我家從來就是租宅而居。父親從小吃夠了搬家之苦，他最痛心的是家里積存的書和資料，每搬一次家就丟失一些。疏散房子建好后，他十分滿意這個地方和這幾間茅草房，決心一輩子住在這里。他在院子大門門楣上題了菱窠二字，就是說，這里是菱角堰的一個窠。每年，他總要積蓄一點錢來修整房子，慢慢地，菱窠從臨時的疏散房子成了永久的住宅。

父親在菱窠住了24年。解放前11年，解放后13年。解放前的11年，日子比較難過。特別是1948年至1949年這兩年。

父親自抗日戰(zhàn)爭以來，積極參加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xié)會成都分會的活動。據(jù)陳翔鶴同志的回憶，父親當時并不管組織工作或日常工作。但他卻自始至終從不曾放松過他領袖群倫的理事職責。無論什么事情，只要我們一去同他商量，他就會一馬當先，毫不退縮。每次開大會，我們必定推他作主席，而他不管有無危險，也從不推辭。發(fā)言時，更是精神奮發(fā)，聲如洪鐘，把我們事先商量好的話，全都說了出來，可以說他是替大家在發(fā)言。這在特務橫行、白色恐怖日甚一日的蔣管區(qū)，確實是十分難得的。這些活動早已引起了特務們的注意。1948年，父親又在成都一家報紙上發(fā)表了連載長篇小說《天魔舞》，揭露國民黨買辦官僚資本家的腐朽和特務的橫行。父親自己說：這部小說寫得并不精煉，可是卻受到了官方的警告。

那個時候，國統(tǒng)區(qū)的進步學生運動正蓬勃開展，我和弟弟在大學校里也參加了反對蔣介石統(tǒng)治的學運。

1948年冬天，成都籠罩著白色恐怖，特務到處抓人。弟弟受到追捕，躲到親戚家，我沒有跑掉，被逮捕關押在特務私設的監(jiān)牢里。父親到處找人說情，總算把我保釋了出來。但是，菱窠卻從此不得安寧。

特務三天兩頭借故到菱窠來，可能是監(jiān)視我和父親的行動，也可能是看弟弟到底是不是在家。

恐怖、憤怒、壓抑充滿著菱窠。好幾次，父親氣得要把特務趕出去，可是，好漢不吃眼前虧，我們強咽著氣硬把父親拉住。

好容易盼來了成都的解放!1949年12月28日，下午，父親興沖沖地從城里回來，一進門就揚著手中紅字印刷的號外，大聲嚷道：快看，快看，解放軍要入城了。這天晚上，父親高興得像個孩子，要母親做幾個可口的菜，把弟弟接回家，大家圍坐在一起，他高舉著酒瓶說：都喝酒，慶祝解放!

新中國成立后的13年，日子過得很順暢。父親每天進城到市人民政府工作，參加一些政治活動和文藝界的活動，一回到家，就到自己的書房兼臥室里翻閱各類報紙、雜志和史料，少年和中年時代的許多往事重又在他腦子里浮現(xiàn)。他開始考慮一個宏大的創(chuàng)作計劃。

1954年，作家出版社要重新出版他的三部長篇小說。父親決定修改后再付印。于是，他集中精力，大量閱讀了中外名著，重新研究有關史籍資料，進行調查訪問，征求讀者意見，為再創(chuàng)作進行著緊張的準備。《死水微瀾》改動不大，《暴風雨前》改寫和重寫的地方較多；《大波》完全是另起爐灶，重新寫過。

他那時已經(jīng)年過60，但是精力相當充沛。他自信能夠寫到85歲。他打算寫完《大波》(約120多萬字)后，再寫一部反映五四時期知識分子動態(tài)的長篇小說，已定名為《激湍之下》。接著改寫《天魔舞》。然后，再寫一部反映解放后人民生活的長篇，完成一套反映半個多世紀中國社會變革的小說史。

由于生活安定，父親在精心進行創(chuàng)作的同時，就著意把菱窠修繕了一番：把草屋頂改成瓦頂，把原來存放小雜品的小閣樓改建成寬敞明亮的樓房，里面整整齊齊地排列著幾十個大書櫥和幾十個小書匣，存放著他幾十年來，特別是解放以來購買的兩萬幾千冊書籍、裝訂成冊的解放前后的報紙、雜志和兩千多件中國字、畫。

父親不是收藏家，在他購存的書中，珍貴版本極少，但卻種類龐雜。經(jīng)史子集、詩詞歌賦、中外文學名著、地方志等等最多，甚至還有一些科學常識書籍。這些，全是為了創(chuàng)作而準備的。

父親很喜愛他的這個小小的書樓。在家里的時間，除了在自己的房間里寫作外，就是在這個書樓上瀏覽書籍了。有一次，他頗含深意地對母親說：我這個人一輩子沒有什么東西，就是存了這一點書和畫，我死了以后，你把它捐獻給國家。

1962年12月12日，父親心臟病發(fā)作。在離家去醫(yī)院的時候，他對母親說：大波還沒有寫完，過幾天，我們就回菱窠。在醫(yī)院里，他在昏迷中還不停地喃喃自語：我這部書還有30萬字……30萬字……。是的，《大波》還剩下30萬字沒有寫出來，《大波》以后的幾部已有具體計劃的長篇小說還來不及動筆，父親就離開了菱窠，離開了他住了24年的家，再也沒有回來了。

一九八一年五月北京

原載一九八一年五月《中國文學》(英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