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論： 多維視野下的社會發(fā)展與治理
　　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我國的社會發(fā)展日益嵌入全球社會發(fā)展的進程之中，既受到全球化趨勢的影響和作用，同時也以自身的轉型實踐為人類現(xiàn)代性發(fā)展提供了中國經驗，這成為國內學術界從總體上認識中國道路的理論基點；與此同時，近10年來，隨著社會轉型的進一步深入，我國社會結構也不斷調整并重組，不同階層與利益群體的生產與再生產，直接影響了社會秩序的重新整合。學術界在關注社會階層格局變動的同時，著力于關注階級與階層的社會生成，并對多樣化的利益群體進行了深入分析，試圖觸及轉型社會過程的內在邏輯；正是在社會深入發(fā)展的基礎上，中國社會建設的實踐進一步推進，不僅在社會政策、社會組織等方面都更注重本土化的實踐與互動，而且也不斷從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的角度介入社會發(fā)展的實踐過程；同時也有學者關注結構分化背景下的社會心態(tài)裂變，著力討論了社會共享價值觀重建的重要命題；此外，自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學術界面對依然處于快速分化過程中的社會現(xiàn)實，開始探索如何進行科學的社會管理并由此推進社會治理的進程，在分析中國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社會治理邏輯的基礎上，尋找達成社會整合與社會秩序的路徑�？傮w上看，社會學領域的理論與實證研究緊緊圍繞中國社會發(fā)展的現(xiàn)實狀況，在歸納和總結中國轉型實踐的同時也正在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學術話語，并力求與西方學術界形成對話與討論。
　　第一節(jié)中國社會轉型與中國經驗
　　改革開放30多年來，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快速轉軌，也使得我國迅速從一個所謂的“計劃社會”逐步轉向“市場化社會”。市場體制的確立，不僅深刻地影響了經濟關系的變動，同時更深入社會生活領域，并由此為新時期社會建設的進一步展開提供了基本的背景和條件。在這個過程中，中國經濟社會發(fā)展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也產生了如何認識中國社會、如何認識中國社會轉型的現(xiàn)實問題。從近年來國內學術界的討論來看，已經逐漸擺脫了西方學術話語的藩籬，開始形成基于本土發(fā)展實踐的理論總結，也就是在討論中國社會轉型實踐過程及其內在邏輯的基礎上，進一步將其納入中國道路和中國經驗的分析中來。
　　一、 社會轉型的實踐及其過程
　　長期以來，我國學者在分析中國社會轉型與發(fā)展模式時，往往采用的是源于西方學術界的“國家與社會”關系分析范式�！皣�家與社會”是近年來國內外學界研究中國社會變遷的主導性視角。但當運用這一研究范式于本土實踐時，研究者往往發(fā)現(xiàn)其先入為主地預設了“國家”和“社會”這兩類系統(tǒng)的存在，由此可能： （1） 忽視西方社會理論建構中復雜和嚴苛的理論前提，或者（2） 僅僅關注社會變遷的某些片段，而略過了其復雜過程，（3） 把研究焦點放置在兩類組織間的二元互動上，較少分析各自內部的分化和沖突及其對外部關系的影響和作用機制，從而簡化了現(xiàn)實情境中正式權力與其施加對象之間的復雜關聯(lián)。正是基于這一認識，在對中國社會轉型實踐及其內在邏輯的分析上，國內學者進行了理論方法上的創(chuàng)新，力求更貼近中國社會發(fā)展的現(xiàn)實。從相關研究來看，國內學者力圖在全面展現(xiàn)中國社會轉型整體面貌的同時，把握其本身特征及其內在邏輯。
　　作為改革開放30年總體回顧叢書的其中之一，李強主編的《中國社會變遷30年》基于人群和整體社會的原則，從整體上較為全面地展現(xiàn)了30多年來在社會領域各個方面的發(fā)展變化，這些領域包括社會各個群體在改革以后利益關系、地位關系的變化，社會結構的變化、社會政策的變化、組織制度的變化、城鄉(xiāng)區(qū)域的變遷以及技術與社會變動等領域。在此基礎上，研究者指出，中國社會變革與傳承的特點分別為政府主導社會、整體利益社會、關系社會、身份等級社會以及家庭倫理本位社會與對社會變遷的整體分析相對應，以李友梅教授領導的科研團隊則從近30年社會發(fā)展的歷史過程入手，在展現(xiàn)不同階段社會生活變遷面貌的同時力圖把握社會轉型的內在邏輯。在方法論上，他們努力超越“國家與社會”范式的理論想象，嘗試從“制度與生活”的視角認識和理解中國社會生活的變遷，將改革開放30年來的社會變遷過程視為一個自主性不斷生長的實踐過程；同時，這個過程也是一個黨與中國社會之間始終存在著互相影響、互相認同又互相建構的現(xiàn)象，并由此提出了當下社會公共性建設的重要問題。渠敬東、周飛舟、應星等青年學者借由政治經濟學所生發(fā)出來的社會學視角，分析了中國社會轉型的內在邏輯。他們將中國30年改革歷程分為三個階段： 改革最初的10年形成的是以雙軌制為核心機制的二元社會結構；20世紀90年代開始的全面市場化及分稅制改革確立了市場與權力、中央與地方以及社會分配的新格局；進入21世紀后，行政科層化的治理改革得以實行，并成為推動社會建設的根本機制。由此，改革前的總體性支配權力為一種技術化的治理權力所替代。在他們看來，每個階段都有其特定的社會問題，有其特定的改革突破口，有其特定的社會經濟運行的邏輯，也必然形成其特定的社會矛盾和后果。正是在解決老問題而又形成新問題、轉變舊機制而又構成新矛盾的曲折運動中展開的，而恰是在這樣的曲折運動中，我們看到了中國社會轉型所面臨的機遇和挑戰(zhàn)。
　　從某種程度上看，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經濟社會的快速轉型，并不是一個完全被理論設計所主導的實踐過程，而是中國國家與社會在持續(xù)的互動過程中，針對各個階段不斷出現(xiàn)的各種社會問題，不斷轉換問題的思維視角與認知方式，不斷解決同時也形成了下一階段新的社會矛盾的實踐。在這個過程中，社會關系、機制與制度的變遷成為主導性因素，并形成了推動中國社會轉型的內在動力來源。
　　二、 轉型的動力來源及其機制
　　正在進行中的我國經濟社會轉型可謂是人類歷史上最為壯麗的發(fā)展過程之一，在短短三十多年，中國實現(xiàn)了經濟領域從計劃向市場的跨越式轉變，與之相應的是政治、文化以及社會等領域的現(xiàn)代性轉變，并由此共同構成經濟社會的結構與制度性變遷，那么是哪些因素在推動這一劇烈轉型的進程，其中的內在邏輯是怎樣的，也是學術界關注的焦點之一。正基于此，社會學家在運用不同分析框架展現(xiàn)轉型歷程的同時，也深入探求觸發(fā)、協(xié)調乃至于維系這一轉型的社會機制。
　　對于推動中國社會轉型的社會機制的分析，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就成為社會學界關注的焦點之一。如李培林提出，社會結構轉型是資源配置的另一只看不見的手，專注于對非正式制度、關系性社會結構等問題的經驗研究和理論拓展，李培林及其團隊在“社會結構轉型論”框架下形成了由宏觀到中觀及至微觀的系列研究。20世紀90年代之后，孫立平的研究興趣也逐步轉向中國社會結構變遷，提出了“總體性社會”、“總體性資本”、“自由流動資源”與“自由活動空間”等重要概念和理論。進入21世紀進一步形成“實踐取向的社會轉型理論”，將實踐社會學應用于社會轉型研究，強調對作為實踐狀態(tài)現(xiàn)象的轉型過程的四個環(huán)節(jié)，即過程、機制、技術和邏輯的分析。李友梅等人認為，在政府主導的背景下，與這些社會的不同面向相對應的社會力量如知識分子、市場、草根力量等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參與了社會的生產實踐，并由此推動了中國社會轉型�？梢哉f，這些研究取向更多地還是從“社會中心”的角度出發(fā)來觀察社會轉型。
　　針對于此，仇立平等人指出，應該在轉型分析中“找回國家”，或者至少把國家和社會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才能全面認識“國家”在社會改革中的重要意義，使社會學研究走向新的平衡。關注國家在社會轉型中的作用，就意味著要關注社會轉型實踐中的路徑依賴以及與此相聯(lián)系的“實踐感”，即要從“長時段”觀察轉型實踐，并由此把握社會轉型的內在邏輯，即強國家邏輯、市場邏輯與平民主義邏輯。此外，還有學者將中國的經濟社會轉型視為經濟全球化過程變化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強調國家在轉型中的作用。高柏認為，國家建設與市場建設是一個互動的、不可分割的過程；國家既是行動主體，也是結構，對經濟與社會生活有重大影響。
　　此外，王紹光借用卡爾?波蘭尼的“大轉型”理論指出，在20世紀90年代短暫地經歷了“市場社會”的夢魘之后，中國已出現(xiàn)了蓬勃的反向運動，并正在催生一個“社會市場”。在社會市場中，市場仍然是資源配置的主要機制，但政府通過再分配的方式，盡力對與人類生存權相關的領域進行“去商品化”，讓全體人民分享市場運作的成果，讓社會各階層分擔市場運作的成本，從而把市場重新“嵌入”社會倫理關系之中。同樣，高勇、吳瑩則將國家與社會的議題置于中國近代發(fā)展視野中，研究國家力量增強與社會活力激發(fā)這兩個進程之間的動態(tài)關系和內在張力，并通過塑造身份認同、調整組織體系以及確立互動策略與手段等三方面展現(xiàn)了建設現(xiàn)代國家與激發(fā)民眾活力的曲折進程。
　　而今，中國社會轉型的實踐及其內在機制已經成為國內外社會學思想創(chuàng)新的來源之一。展望未來中國社會學的發(fā)展，作為人類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社會轉型的豐富實踐不僅僅是本土現(xiàn)代性發(fā)展的理論來源，更是為全球現(xiàn)代性的發(fā)展提供了有益的補充，并由此為人類社會文明的進步提供了理論與知識財富。
　　三、 中國經驗與中國道路的實踐意義
　　中國社會轉型既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展開的，同時也有著基于本土實踐的特殊性，其所處的獨特的歷史背景也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中國社會發(fā)展的道路既要受到全球化經濟社會發(fā)展趨勢的影響，同時也有著本土實際所產生的獨特性。正是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社會發(fā)展道路與中國經驗是中國向人類社會現(xiàn)代性發(fā)展所作的重要貢獻。
　　從國內外學術界對30多年來中國社會發(fā)展的解讀上看，也經歷了一個轉變過程。經由20世紀90年代以來快速的市場化過程，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在我國得以確立，但其市場發(fā)展的道路呈現(xiàn)出與西方明顯不同的特征。與“華盛頓共識”相對應的，研究者將中國近30年來所取得巨大成就的經驗概括為“北京共識”，即： 其發(fā)展途徑的驅動力，并非是讓銀行家高興的愿望，而是在于對公平和高質量增長更基本的要求；從策略上來說，堅決進行革新和試驗、積極維護國家邊境和利益、不斷精心積累具有不對稱力量的工具。同時，更多的學者將之概括為“中國模式”，其特征在于向市場經濟過渡過程中，市場經濟制度主要不是依靠從外部（西方）“引進的”政策和規(guī)則，而是根據(jù)自己國家的國情和改革進程中形成的政策、規(guī)則、路徑和方式，逐步實現(xiàn)國家的新制度安排。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在許多方面遵循了自由市場經濟的發(fā)展模式，但在正式或非正式制度結構上，仍然帶有從中央計劃經濟向更加市場經濟轉型的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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