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讓人類如此獨特

斯蒂芬·馬塞多

普林斯頓大學人類價值研究中心主任

是什么讓人類如此獨特?是否像很多人所認為的那樣，因為擁有更高級 的智力，人類才得以與其他物種區(qū)分開來?

人類進化與社會變革領域的知名教授羅伯特·博伊德對這一命題進行了 重新梳理，并駁斥了這種存在于大眾之中的普遍觀點。一開始，博伊德并沒 有談及那個更為人熟知的問題，也就是人類為何如此獨特，而是提出了另 一個問題，即人類為什么能夠取得生態(tài)學意義上的廣義成功，從而超越其 他物種，比如，人類能夠適應地球上各種各樣的棲息環(huán)境并繁衍至今。早在 10 000 年前，人類就已經(jīng)占據(jù)了地球上的大部分地區(qū)，除了南極洲和幾個 偏遠小島之外，沒有其他生物能夠做到這一點。如果不是“超級大腦”，那 又是什么讓人類獲得這絕無僅有的地位呢?

人類之所以能夠適應各種不同的環(huán)境，并解決各種問題，主要依靠的不 是個人智慧，而是“累積性的文化適應”(cumulative culture adaptation)， 以及更長時間維度下，不同文化之間的達爾文式的自然選擇過程。這里的

“文化”主要是指各種社會規(guī)范和道德價值。博伊德認為，不僅人類是自然 世界的一部分，人類文化也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文化使人類成了一種與 眾不同的生物，文化是人類生物學的組成部分之一，讓人類形成了獨特的骨 盆，以及臼齒上厚厚的釉質。

通過與多人的合作，尤其是與人類學家彼得·里克森(Peter Richerson) 的合作，博伊德得以在三十多年來一直專注于人類進化過程中的一個關鍵論 題，也就是人類群體文化信息的傳播機制。這種理論又被稱為“雙重繼承” 理論或“文化進化”理論，“文化群體選擇”是其子理論之一。在接下來的 各章中，博伊德對該研究項目的主要內(nèi)容和觀點進行了梳理、詳述，并對 其他評論人的評論做出了回應�！安┮恋滤�建構的框架深刻地揭示了人類本 性，對人類社會的運作機制有著深遠的啟示，社會科學和人類文化領域的學 者應對這些研究成果給予更多關注。”這是經(jīng)濟學家保羅·西布萊特(Paul Seabright)在本書評論部分中所提出的觀點，我對此深表贊同。對于門外 漢或略有所知者來說，本書是了解進化領域的極佳選擇。

本書濫觴于一場以“人類的價值”為主題的坦納講座(Tanner Lectures on Human Values)，該講座是由普林斯頓大學人類價值研究中心于 2016 年 4 月舉辦的。

博伊德在論述時不僅旁征博引，還穿插了各種軼聞趣事，以期證明人 類運用洞察能力和適應能力的方式是我們未曾知曉的。人類最常用的學 習方式并不是了解事物的前因后果，而是模仿那些已掌握了有用的地方 性“秘訣”的人。博伊德認為，選擇會偏向這種心理機制，以致大多數(shù)人 會因為周圍人都信奉某個事物，而去信奉同個事物。事實上，他認為，即便是在最簡單的狩獵 - 采集(hunter-gatherer)社會中，獲得所需工具 和知識過程的復雜程度也遠遠超出了個體能力。文化是累積性的、地方性 的隱性知識的“儲藏室”。累積性文化進化是人類最大的，也是最獨特的 優(yōu)勢。

結果并不總是積極正面的，非適應性的理念和錯誤的觀點會通過盲目模 仿而被傳播。不過，正如保羅·西布萊特所認為的，就總體效果而言，極為 靈活的合作能力，使人類變成了一個聰明的群體，而且聰明的程度超過任何 個體。事實上，因為擁有模仿學習的能力，因此“個體所需達到的聰明程 度，并不需要企及群體的聰明程度”。

在第 2 章中，博伊德利用社會學習和累積性文化進化的觀點，進一步 闡釋了人類社會如何適應不斷變化的環(huán)境，并開發(fā)出越來越復雜的工具和 技術。憑借模仿學習的能力，以及進化而來的“信任心理”機制，便可以解 釋為何社會規(guī)范會是人類生活的核心，為什么是人類，以及人類是如何成為

“超級合作者”的。即便是在狩獵社會，人類的合作程度也大大超過了其他 物種。數(shù)千年以來的累積性文化進化幫助人類構建出了一個龐大的“世界性 分工和交換活動網(wǎng)絡”。人類的獨特之處在于毫無關聯(lián)的個體可以結合成龐 大的群體，互相合作并提供公共產(chǎn)品。

因此，博伊德提出了這樣一個論題:在自然界中，所能看到的大規(guī)模合 作只存在于親屬之間，但人類社會并非如此。那么，自然選擇是如何改變 人類心理機制，從而激發(fā)毫無關聯(lián)的個體結合成龐大的群體，并進行合作 的呢?

要想進行大規(guī)模的合作，就需要構建行為規(guī)范系統(tǒng)，并通過制裁來強化 這一系統(tǒng)。在規(guī)模更大、復雜程度更高的社會里，合作和公共產(chǎn)品的供應非 常依賴具有制裁功能的第三方，比如警察局和法院等機構。

與合作有關的社會規(guī)范，不僅形式多樣，還進化出了多個立足于不同領 域的道德準則，比如結婚和繼承方面的準則，以及各種政治系統(tǒng)。不同的社 會和文化群體在這些道德準則的基礎上展開競爭，而這些道德準則在不斷變 化的環(huán)境中有著不同的傳承力，在社會競爭中也有著不同的傳播力和占據(jù)優(yōu) 勢的力量。比如，羅馬帝國之所以要放棄最初所信奉的宗教轉而信奉基督 教，是因為“原先的宗教并沒有互助的傳統(tǒng)”，而基督教社區(qū)則“照顧病患”， 減少了死亡率，提升了人們的福祉。當然，羅馬帝國的政治機構因適應了當 時的環(huán)境而得以續(xù)存。

博伊德尖銳地指出，從進化的角度對社會生活所做的解釋，往往會給人 一種自由意志論的錯覺，讓人覺得可以把社會定義為“由自利性的個體和血 親家庭之間的裙帶關系所構成的網(wǎng)絡”。他駁斥了這種論斷，堅持認為，即 便是小規(guī)模的合作，也離不開共同信奉的行為規(guī)范的制約，而這種規(guī)范往往 需要通過第三方制裁來強化。不僅如此，這些規(guī)范還為人們的持續(xù)性合作提 供了重要的支撐。

在我看來，博伊德的整個學術研究以及這些演講中最突出的特點是在研 究取向上堅持多學科并舉，在立論時旁征博引，且論述材料豐富翔實。他既 能以文化人類學家的身份和學生們一起在多地開展田野工作，也能借助“理 性選擇”理論進行數(shù)學建模，還善于借鑒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領域的觀點與 方法。在第 7 章中，他談及了與彼得·里克森的長期合作，并謙虛地回應:

“我們的研究方式過去是，現(xiàn)在依然是廣泛閱讀人類學、心理學和經(jīng)濟學等 領域的文獻資料，挖掘有前瞻性的經(jīng)驗問題，而后用種群生物學理論來解決 它們�！闭f起來簡單，但很少有學者能夠企及他所做研究的廣度。

不要把“文化群體選擇”和道德以及其他進化形式混為一談。博伊德的 理論屬于社會科學范疇，是實證研究，而不是倫理規(guī)范性研究。當然，任何 社會都離不開社會規(guī)范和廣泛合作，因此，毫無疑問，對于那些關注“充滿正義的美好社會應該建立在何種人性基礎之上”“應該建立什么樣的社會及 社會制度基礎”的人們來說，本書是非常值得一讀的。

博伊德最后所做的總結強調了其核心觀點，即“文化的適應性進化”是 獲得生態(tài)學意義上的成功，以及擁有合作能力的“基本要素”。人類之所以 能成為萬靈之長，是因為沒有其他生物能夠像人類這樣，適應如此多樣的地 域環(huán)境。這種適應性，單靠個體的發(fā)明創(chuàng)造是無法做到的。

在博伊德的兩個演講之后，是四位來自不同學科領域的杰出學者所作的 評論。

艾倫·奧爾(H. Allen Orr)是一位進化生物學家，他不僅研究物種的 形成和適應性問題，還針對各類受眾的需求進行寫作。對于博伊德的文化學 習模型，奧爾提出了兩個比較重要且有趣的問題。第一個問題是，博伊德是 否夸大了“超級大腦”模型與其提出的模擬模型之間的對立性。“超級大腦” 模型強調的是從認知的角度對人類的成功進行解釋。奧爾認為，要想成功地 進行模擬，往往需要借助神經(jīng)機制方面的重要支撐。此外，奧爾還指出，博 伊德的觀點與著名經(jīng)濟學家、社會理論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的觀點有契合之處。哈耶克也強調，社會的成功和進步離不開對隱 性的、分散的地方性知識的運用，離不開對社會規(guī)范和倫理道德的文化傳 承，也離不開社會進化所產(chǎn)生的各種制度。第二個問題是，西方的自然科學 家和社會科學家是否因為哈耶克的政治立場，而未能對其學術理論給予足夠 的關注。

金·斯特林(Kim Sterelny)是一位著述豐富的科學哲學家，專注于進 化生物學領域的研究。他與其他幾位評論人一樣，對于博伊德的主要觀點持 贊同意見:人類對各種環(huán)境的適應能力，在所有生物中是獨一無二的。但 是，與奧爾和西布萊特一樣，斯特林心里也存在著這樣一個疑問:在解釋人類對生態(tài)環(huán)境的超級適應能力時，博伊德是否對“人類獨特的智力”不夠重 視。對于博伊德所批駁的“圖書館”模型和“超級大腦”模型，他持部分認 可態(tài)度，并認為隱性的實踐性訣竅的確是一種知識。此外，斯特林還認為， 博伊德簡化了社會學習，把社會學習看成“依照慣例的”，或者說是“信任 背景下的”啟發(fā)式學習法，并且過于依賴這種簡化。斯特林質疑的最后一點 是:在不同的社會和時間背景下，社會學習是否會發(fā)生變化，以及如果會發(fā) 生變化將如何發(fā)生。

魯思·梅斯(Ruth Mace)與博伊德一樣，是一位人類學家，雖然她的 學術取向是人類進化生態(tài)學，但她還是對博伊德在研究人類進化時所堅持 的多學科取向理念稱贊有加。當然，她在評論中還強調了實證檢驗的重要 性。她認為，依然有許多問題需要回答，比如規(guī)范是如何出現(xiàn)的，為什么會 發(fā)生變化，這些規(guī)范是如何得到強化的，變革的難易程度如何，等等。她的 批評性意見更多一些。她還指出，博伊德認為一些行為是由社會規(guī)范和制裁 所激發(fā)的，但實際上，可能是由個體自利性動機所激發(fā)的，比如，“決定參 加戰(zhàn)斗”之類的行為。她描述了自己在北愛爾蘭開展的關于群體沖突的實證 研究，并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群體之間的競爭和沖突，譬如種族之間的戰(zhàn) 斗，是否會導致狹隘的利他主義?

保羅·西布萊特是一位涉獵廣泛且頗具影響力的經(jīng)濟學家。他認為博伊 德的研究忽視了一個方面，也就是那些“形成人類陰暗面的因素”。西布萊特 認為，如果人類既是這個星球上最具生態(tài)環(huán)境適應性的物種，也是合作規(guī)模 最大的物種，那么人與人之間的競爭，在殘酷和暴烈程度上也是所有物種中 最突出的;操控同類的狡猾本領亦是所有物種中最厲害的。西布萊特評論說:

“在大多數(shù)社會中，大部分圍繞規(guī)范所進行的溝通都會涉及某些個體對另一些 個體的操控�！钡�這種操控在博伊德所列舉的例子中卻幾乎看不到。

在本書的最后，博伊德做出了回應。他認為四位評論人雖然各自提出了一些反對意見，但都是經(jīng)過深思熟慮的，由此深表感謝，畢竟這些評論都認 可文化進化是非常有價值的。

博伊德注意到，魯思·梅斯、金·斯特林和保羅·西布萊特都對他不太 相信人類能夠廣泛搜集信息并做出明智決策這一觀點提出了質疑。對此，博 伊德堅持己見，認為雖然個體的選擇確實能發(fā)揮一定的作用，但人們的基本 觀念卻來自所處的社會。

就艾倫·奧爾等人的相關評論來說，基本上可以認定，博伊德贊同這個 看法，也就是認知能力和文化學習是互相強化的。

面對四位評論人的批評，博伊德巧妙地捍衛(wèi)了自己的觀點。在結尾部 分，他對西布萊特的批評進行了尖銳的反駁。他堅持自己那種更為樂觀的看 法，并以一個非常有趣的現(xiàn)象為例，至于這個例子是什么，在此我先賣個 關子。

博伊德和里克森，以及其他合作者，比如人類學家約瑟夫·亨里奇 (Joseph Henrich)和薩拉·馬修(Sarah Mathew)所開創(chuàng)的這項研究，為重新思考人類本性、社會秩序、人類進步等一系列基本問題打下了良好的基礎。這些旁征博引的論述閃爍著迷人的學術光芒，并對當前人類所面臨的 “制度設計與變革”等問題提出了深刻的建議。我希望，這部內(nèi)容豐富的作 品能夠進一步激發(fā)起學者們的探索之心，并能幫助他們提出更加具體的、明確的社會改革方案。